我第一次见到灵眼,是在城南那条老街的拐角处。
说是“摊”,其实就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桌上铺了块藏蓝色的布,布上压着一只白瓷碟子,碟子里盛着半碗米。旁边放着一个旧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她就坐在那把椅子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杯。
你从她面前走过去,她不会抬头看你。你站下来犹豫,她也不会催你。只有当你在那张折叠桌前坐下了,她才会慢慢抬起眼睛,看你一眼,然后说:“什么事?”
我注意到她的左眼和右眼不太一样。右眼是正常的,黑眼珠,亮晶晶的,看人的时候像一潭深水。左眼就不对了,瞳孔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翳,像是隔了一层磨砂玻璃,光线照进去散成一片,什么也映不出来。她不刻意遮它,也不刻意露它,就那么自然地长在脸上,你不仔细看不会发现,发现了又不敢多看。
我们那片的人都认识她,但又说不上真的认识。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灵眼”这个称呼是大家私底下叫的,传到她耳朵里,她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有人叫她“陈姐”,她不应;有人叫她“米婆”,她也不应。她自己从不自我介绍,也从不留客,事情说完了就是完了,你走你的,她收她的摊。
听说她以前试过不干这行。关了摊子在家待了一阵,结果病了一个月,下不了床,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后来撑着爬起来把摊子重新摆上,当天就好了。街坊们都说,她是吃这碗饭的命,不吃不行。
我找她办过两次事。
第一次是我妈连续一个月梦见同一个穿红鞋的女人站在床尾,去医院查了没病,去庙里拜了没用。我去找灵眼,她问了问我妈的生辰和梦里的细节,想了一会儿,说:“你回去看看你妈床头那面镜子,是不是圆形的,镜面朝着床?”
我回去一看,果然是。
“把镜子用红布蒙上,别扔,蒙上就行。”她说。
当天晚上我妈就没再梦见了。
第二次是我自己在深夜加完班回家的路上,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回头看了三次,什么都没有。我去找灵眼,她看了看我,没说跟镜子有关的事,而是问我:“你最近是不是捡过什么东西?”
我想了想,想起上星期在地铁站的楼梯上捡了一个荷包,红色的,绣着花,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我没打开,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灵眼听完,点了点头,说:“那就是了。那是人家扔出来的东西,你不该捡的,捡了就算你接了。你回去,在那个地铁站的楼梯上站一会儿,心里说三遍‘我不是有意的,你找错人了’,然后直接走,别回头。”
我照做了。那种被跟着的感觉就消失了。
就这两次,我和她之间算是有了点交情。她不会跟我寒暄,但我再去的时候,她偶尔会点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
我这几天又开始倒霉了。
说起来都是些小事,但攒在一起,让人心里发毛。周一早上出门,鞋带走着走着自己松了,系好了走两步又松,换了双鞋还是松。周二在厨房做饭,灶火突然灭了,重新打火打不着,过了十几秒自己又着了,火苗比平时高出一截,青白色的。周三晚上睡觉,明明关了窗,半夜被冻醒,窗户大敞着,窗外一丝风都没有。
最让我在意的是昨天。我在浴室洗脸,弯下腰捧水的时候,余光瞥见身后的门缝里有什么东西。那个缝不大,但正好够一只眼睛。一只没有眼白的、纯黑的、圆溜溜的眼睛,安安静静地贴在门缝的另一边,看着我。
我猛地直起身,转头去看。门开着。浴室外面是走廊,走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我站在那里,脸上还在往下滴水,心跳得像擂鼓。过了大概十几秒,我慢慢走过去,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所有的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人,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
但我从那个门缝里看到的那只眼睛,不像是幻觉。
今天下班后,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城南那条老街。
我到的时候,天还没黑透,老街的路灯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把整条街照得朦朦胧胧。灵眼的摊子前坐着一个人,是个男人,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整个人看着没什么精神。我站在巷口的电线杆旁边,点了根烟,没急着过去。
那男人说话的声音不大,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几句。说他是朋友介绍来的,说他这半年运气一直不好,说家里总感觉不对劲,说他找过别人但没用。他把一个红包放在桌上,往灵眼那边推了推。
灵眼听他说完,看了他几秒,然后摇了摇头。
男人又说了几句,声音比之前更低了些。灵眼还是摇头。
男人便没有再说什么了。他把红包收起来,站起来,转身走了。他走路的步子有些沉,但也没有多停留,很快就消失在了巷口的夜色里。
我掐了烟,走过去在塑料凳上坐下来。
灵眼看了我一眼,说:“你身上有东西。”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她没有再问什么。她把白瓷碟子里的米拨了拨,捻了几粒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放回去。然后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你上个星期是不是路过北边那条河?”
我想了想。上周末确实去河边走了走,天气好,散散步。
“是。”我说。
“那就对了。”灵眼说,“你路过的时候,河里的东西觉得你身上暖和,就跟着你回来了。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鬼,路过的,没什么恶意,就是贪图你身上那点热气。你回去以后,拿一碗清水,放在家门口,明天早上倒掉。它自己会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点了点头,但没有站起来。我往那个男人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又看了看灵眼。
“刚才那个人,”我说,“你怎么不接?”
灵眼正在盖碟子上的布,手上的动作没停。“那个事我办不了。”
“为什么办不了?”
她没有回答。她把保温杯拿起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又拧上了。我等了几秒,见她不说话,便没有再问。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红票子,压在白瓷碟子下面,站起来走了。
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灵眼还坐在那里,橘黄色的路灯照着她半边脸,那只灰白色的左眼隐没在阴影里。她面朝着那个男人消失的方向,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后来过了几天,我去老街杂货店买烟的时候,跟店主老周聊了几句。老周在这条街上开了二十年的店,什么人都认识。我随口提了一句那天看到的男人,又提了一句灵眼不接他的事。
老周把烟递给我,找了零,靠在柜台上说了一句:“灵眼那只左眼,就是年轻时候管了不该管的事,烧坏的。”
“什么事?”
老周点了根烟,慢慢说起来。说灵眼刚出道那两年,有个女的来找她,说被东西缠上了,求她救命。灵眼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管,就帮了。结果那东西转头缠上了灵眼自己,她发了一场高烧,烧了好几天,等烧退了,左眼就坏了。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就不敢随便管了。”老周弹了弹烟灰,“听说那个女的后来还是出了事。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站在杂货店门口,抽完了那根烟。老街的路灯已经全亮了,灵眼的摊子已经收了,那块藏蓝色的布也不在了,只剩下空荡荡的街道。
我转身走进了巷子。身后那条老街越来越远,灵眼那个小小的摊子,明天还会在同一个位置摆出来。她会坐在那把折叠椅上,面对下一个来找她的人。能管的,就管一管。不能管的,她就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