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灵眼，是在城南那条老街的拐角处。
说是“摊”，其实就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桌上铺了块藏蓝色的布，布上压着一只白瓷碟子，碟子里盛着半碗米。旁边放着一个旧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她就坐在那把椅子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头发随便扎在脑后，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杯。
你从她面前走过去，她不会抬头看你。你站下来犹豫，她也不会催你。只有当你在那张折叠桌前坐下了，她才会慢慢抬起眼睛，看你一眼，然后说：“什么事？”
我注意到她的左眼和右眼不太一样。右眼是正常的，黑眼珠，亮晶晶的，看人的时候像一潭深水。左眼就不对了，瞳孔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的翳，像是隔了一层磨砂玻璃，光线照进去散成一片，什么也映不出来。她不刻意遮它，也不刻意露它，就那么自然地长在脸上，你不仔细看不会发现，发现了又不敢多看。
我们那片的人都认识她，但又说不上真的认识。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灵眼”这个称呼是大家私底下叫的，传到她耳朵里，她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有人叫她“陈姐”，她不应；有人叫她“米婆”，她也不应。她自己从不自我介绍，也从不留客，事情说完了就是完了，你走你的，她收她的摊。
听说她以前试过不干这行。关了摊子在家待了一阵，结果病了一个月，下不了床，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后来撑着爬起来把摊子重新摆上，当天就好了。街坊们都说，她是吃这碗饭的命，不吃不行。
我找她办过两次事。
第一次是我妈连续一个月梦见同一个穿红鞋的女人站在床尾，去医院查了没病，去庙里拜了没用。我去找灵眼，她问了问我妈的生辰和梦里的细节，想了一会儿，说：“你回去看看你妈床头那面镜子，是不是圆形的，镜面朝着床？”
我回去一看，果然是。
“把镜子用红布蒙上，别扔，蒙上就行。”她说。
当天晚上我妈就没再梦见了。
第二次是我自己在深夜加完班回家的路上，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回头看了三次，什么都没有。我去找灵眼，她看了看我，没说跟镜子有关的事，而是问我：“你最近是不是捡过什么东西？”
我想了想，想起上星期在地铁站的楼梯上捡了一个荷包，红色的，绣着花，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我没打开，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灵眼听完，点了点头，说：“那就是了。那是人家扔出来的东西，你不该捡的，捡了就算你接了。你回去，在那个地铁站的楼梯上站一会儿，心里说三遍‘我不是有意的，你找错人了’，然后直接走，别回头。”
我照做了。那种被跟着的感觉就消失了。
就这两次，我和她之间算是有了点交情。她不会跟我寒暄，但我再去的时候，她偶尔会点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
我这几天又开始倒霉了。
说起来都是些小事，但攒在一起，让人心里发毛。周一早上出门，鞋带走着走着自己松了，系好了走两步又松，换了双鞋还是松。周二在厨房做饭，灶火突然灭了，重新打火打不着，过了十几秒自己又着了，火苗比平时高出一截，青白色的。周三晚上睡觉，明明关了窗，半夜被冻醒，窗户大敞着，窗外一丝风都没有。
最让我在意的是昨天。我在浴室洗脸，弯下腰捧水的时候，余光瞥见身后的门缝里有什么东西。那个缝不大，但正好够一只眼睛。一只没有眼白的、纯黑的、圆溜溜的眼睛，安安静静地贴在门缝的另一边，看着我。
我猛地直起身，转头去看。门开着。浴室外面是走廊，走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我站在那里，脸上还在往下滴水，心跳得像擂鼓。过了大概十几秒，我慢慢走过去，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所有的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人，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
但我从那个门缝里看到的那只眼睛，不像是幻觉。
今天下班后，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城南那条老街。
我到的时候，天还没黑透，老街的路灯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把整条街照得朦朦胧胧。灵眼的摊子前坐着一个人，是个男人，四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整个人看着没什么精神。我站在巷口的电线杆旁边，点了根烟，没急着过去。
那男人说话的声音不大，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几句。说他是朋友介绍来的，说他这半年运气一直不好，说家里总感觉不对劲，说他找过别人但没用。他把一个红包放在桌上，往灵眼那边推了推。
灵眼听他说完，看了他几秒，然后摇了摇头。
男人又说了几句，声音比之前更低了些。灵眼还是摇头。
男人便没有再说什么了。他把红包收起来，站起来，转身走了。他走路的步子有些沉，但也没有多停留，很快就消失在了巷口的夜色里。
我掐了烟，走过去在塑料凳上坐下来。
灵眼看了我一眼，说：“你身上有东西。”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她没有再问什么。她把白瓷碟子里的米拨了拨，捻了几粒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放回去。然后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你上个星期是不是路过北边那条河？”
我想了想。上周末确实去河边走了走，天气好，散散步。
“是。”我说。
“那就对了。”灵眼说，“你路过的时候，河里的东西觉得你身上暖和，就跟着你回来了。不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鬼，路过的，没什么恶意，就是贪图你身上那点热气。你回去以后，拿一碗清水，放在家门口，明天早上倒掉。它自己会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点了点头，但没有站起来。我往那个男人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又看了看灵眼。
“刚才那个人，”我说，“你怎么不接？”
灵眼正在盖碟子上的布，手上的动作没停。“那个事我办不了。”
“为什么办不了？”
她没有回答。她把保温杯拿起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又拧上了。我等了几秒，见她不说话，便没有再问。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红票子，压在白瓷碟子下面，站起来走了。
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灵眼还坐在那里，橘黄色的路灯照着她半边脸，那只灰白色的左眼隐没在阴影里。她面朝着那个男人消失的方向，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后来过了几天，我去老街杂货店买烟的时候，跟店主老周聊了几句。老周在这条街上开了二十年的店，什么人都认识。我随口提了一句那天看到的男人，又提了一句灵眼不接他的事。
老周把烟递给我，找了零，靠在柜台上说了一句：“灵眼那只左眼，就是年轻时候管了不该管的事，烧坏的。”
“什么事？”
老周点了根烟，慢慢说起来。说灵眼刚出道那两年，有个女的来找她，说被东西缠上了，求她救命。灵眼那时候年轻，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管，就帮了。结果那东西转头缠上了灵眼自己，她发了一场高烧，烧了好几天，等烧退了，左眼就坏了。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就不敢随便管了。”老周弹了弹烟灰，“听说那个女的后来还是出了事。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站在杂货店门口，抽完了那根烟。老街的路灯已经全亮了，灵眼的摊子已经收了，那块藏蓝色的布也不在了，只剩下空荡荡的街道。
我转身走进了巷子。身后那条老街越来越远，灵眼那个小小的摊子，明天还会在同一个位置摆出来。她会坐在那把折叠椅上，面对下一个来找她的人。能管的，就管一管。不能管的，她就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