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纽约港的海水还是冬天的那种铅灰色，自由女神像的火炬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举着火把的幽灵。曼哈顿的天际线在东河集团的规划下缓慢地生长着。
五座新建的摩天大楼沿着中央公园南侧一字排开，它们的玻璃幕墙在阴沉的天空下反射着一种冷漠的、钢铁般的银光。这些大楼的顶端没有悬挂任何公司的标志，在公开的房产登记文件上，它们属于十七家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联的空壳公司。
但在少数知道内情的人眼中，这些大楼只有一个主人。
东河集团现在不出现在任何报纸的头版上。它的名字不在任何一份工商注册名录中，它的财务报表不向任何政府机构提交，它的董事会成员名单是一个在任何档案库里都查不到的幽灵列表。
这就是王尔德的方式。他不需要自己的国家，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不需要自己的旗帜。他需要的是一个现成的、功能完好的、被全世界承认的国家机器，而他只需要坐在这个机器的驾驶舱里，手不需要碰到方向盘，就能让它驶向他想要的方向。
美国体制非常适合这种操作。它的权力分散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分支中，每一个分支都有无数的入口和出口，有数不清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咨询机构、独立监管委员会，有成千上万个需要被任命、被批准、被拨款、被监督的职位。
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普通的政治家看到的是一张混乱的、低效的、令人沮丧的网络。但王尔德看到的是一张控制面板。每一个职位都是一个旋钮，每一个委员会都是一块仪表，每一次选举都是一次校准。你不需要控制所有的旋钮。你只需要控制那些控制旋钮的旋钮。
东河集团在战前就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1930年代，当大萧条让美国的企业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破产、让美国的银行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跳楼的时候，王尔德在收购。
不是在收购公司，他是在收购人。国会议员的竞选债务，州长的私人抵押贷款，联邦法官的地下恋情，陆军将军的秘密赌债。他不是在收集把柄，他是在收集钥匙。每一把钥匙都能打开一扇门，而门后面，是一整个房间的旋钮。
到1941年美国参战的时候，东河集团已经控制了国会中超过百分之四十的议员。通过一种优雅的方式：东河集团让这些人当选。它提供资金、媒体支持、选民分析、对手的黑料。它让一个肯塔基州的乡村律师成为参议员，让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地方检察官成为众议员，让一个在俄亥俄州的玉米地里长大的农场主成为州长。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甚至不知道东河集团的存在。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基金会”或者“研究所”或者“公民联盟”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他们只知道，当他们进入华盛顿之后，有一些特定的法案需要投票支持，有一些特定的委员会需要争取席位，有一些特定的任命需要力排众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只需要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那些帮助他们的人说是对的。
这就是王尔德的帝国。不是钢铁，不是石油，不是房地产，不是核弹，虽然这些东西他也都有。他的帝国是看不见的。它存在于国会山走廊里的握手之间，存在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话通话中，存在于五角大楼的秘密备忘录里，存在于联邦储备委员会会议室的长桌上。它不是一个国家，但它控制着一个国家。
1944年8月的那三千七百枚核弹——那是另一回事。那是王尔德第一次在公开的、可被追溯的意义上使用他的力量。不是因为他的控制失效了，而是因为他的控制太有效了。到1945年，他已经不需要隐藏了。他只需要确保没有人能证明他做了什么。
战后，调查记者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试图拼凑出真相。
但调查记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不光是因为他们被威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被威胁了，但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发现，当他们越接近真相，真相就越不像一个可以被写进文章的、有开头和结尾的故事。真相是一团迷雾。在迷雾的中心，有一个名字。
但这个名字在任何法律意义上都不存在。你不能指控一个不存在的人。
当然总有正义使者得到自己的水泥桩。
现在是1946年4月。总统是哈里·杜鲁门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在前任总统死于核爆后根据宪法继任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总统的前参议员。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每天早晨在费城的临时官邸里醒来、对着镜子练习“上帝保佑美利坚”的人。
他知道王尔德是谁。但他不需要知道他签署的法案，他任命的官员，他下达的命令所有这些都经过了合法的、合规的、无可指摘的程序。那些在他面前出现的名字，每一个都已经被某只看不见的手筛选过了。
纽约已经恢复了正常，一种被东河集团定义的新正常。街道上有警察，是纽约市警察局，穿着蓝色的制服，开着黑白相间的巡逻车，和战前一模一样。商店里有商品，是用美元买的，美元和战前一样坚挺。银行里有账户，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和战前一样安全。学校里有孩子，学的是美国历史，和战前一样乔治·华盛顿砍倒了樱桃树，亚伯拉罕·林肯解放了黑奴，富兰克林·罗斯福带领美国度过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只是二战结束的方式，在教科书上只有一句话：“1945年8月，盟军以决定性的方式结束了战争。”没有提到核弹。没有提到三千七百颗。没有提到欧洲和亚洲的大地被抹去的那些城市。孩子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成年人也不需要。人们在街上走着，笑着，买着东西，活着。他们知道战争结束了。他们知道美国赢了。他们不需要知道是怎么赢的，也不需要知道赢了之后，谁在真正地管着他们。
埃里克·兰谢尔是在1934年来到美国的。他八岁。
那一年，纳粹党已经在德国国会获得了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席位，冲锋队的褐色衬衫在柏林的每一条街道上都能看到。埃里克的父和母亲都是犹太人。他们从1933年开始就感觉到空气变了，像水慢慢结冰一样的变化。你的邻居不再对你微笑。你窗台上的花盆在某一天早上被摔碎了，不是偶然，是有人故意推下去的。
但纽约是另一个世界。
埃里克记得他第一次看到曼哈顿的天际线时，把脸贴在船舱的圆形舷窗上，鼻子压得扁平，眼睛睁得比他以为可能的还要大。那些大楼太高了，高到他的脖子仰到最顶端也看不到顶端。码头上的人太多了，多到他以为全世界的船都在同一天到达了同一个港口。空气里有盐味、汽油味、咖啡味和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的味道。
埃里克在纽约的第一年，像所有被东河集团从欧洲带过来的犹太孩子一样，上了学，学了英语，学会了在哈德逊河边的公园里放风筝，学会了在科尼岛的沙滩上堆沙堡。他的英语在三个月内就赶上了班上的同学，他的数学成绩在半年内就成了全校第一，他的积木塔在一年内变成了一座用一百二十块积木搭成的、没有图纸的、完全对称的、高到他自己站在椅子上才能够到顶端的、让他的老师惊呼“这孩子应该当建筑师”的建筑。
但他没有当成建筑师。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
埃里克的父亲他辞去工作，怀着一腔热血和对“终结压迫”的理想，报名参军，最终被派遣至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
“爸爸，”埃里克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蹲下来，双手放在埃里克的肩膀上。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和埃里克一模一样。
“等我弄明白一件事，”他说，“弄明白了就回来。”
他没有回来。
埃里克的父亲，尚未经历太多真正的战斗，便在一次运输船队遭德国潜艇伏击的混乱中，随船沉没于冰冷的大西洋深处。没有英雄式的牺牲，只有战争吞噬生命的、冷漠而随机的一个注脚。
埃里克的母亲在接到消息的那天晚上，坐在埃里克的床边，没有哭。她把那块三角形的红色积木放在埃里克的枕头下面，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关灯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早上，埃里克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王尔德是在之后第三周出现的。
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这个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着。他的脸上没有那种埃里克在大人的脸上经常看到的、对小孩子刻意做出的、虚假的温柔笑容。他只是看着埃里克，像看一个成年人。
“你的父亲是一个聪明人，”王尔德说，“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现在，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事。”
埃里克站在客厅门口，书包还背在肩上。他不知道王尔德是谁，但他知道这个人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让他在那一刻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应该哭泣的孩子。
“什么事？”埃里克问。
“学习，”王尔德说，“你需要学很多东西。”
王尔德每周来一次。有时在兰谢尔家的公寓里，有时在别的地方——东河集团在曼哈顿的某个不挂牌的办公室里，中央公园南侧那栋还没有完工的摩天大楼的钢筋骨架下面，长岛的一栋被树林包围的、从外面看起来像普通农舍但地下却有三层秘密设施的房子里。王尔德教埃里克很多东西。不是数学，不是物理，不是任何埃里克在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王尔德教他的是另一种东西。
他教他怎么看人。“你看一个人的时候，”王尔德说，“不要看他说什么，不要看他做什么。看他在没有人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那是他真正的脸。”
他教他怎么说话。“你说话的每一个词都是一枚硬币。不要随便扔出去。有些词比核弹还值钱。把它们存起来。”
他教他怎么等待。“等待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待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大多数人在正确的时间做错误的事情，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两者都会让你死。只有少数人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那些人是活着的。其余的人，是活着的死人。”
他还教了埃里克别的。不是用语言教的，是用一种埃里克说不清楚的方式。王尔德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的某个方向，眼神变得很远。埃里克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能感觉到，在那个时刻，王尔德的大脑在以他无法想象的速度运转，像一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比任何计算机都更强大的机器，在处理着某种他连轮廓都看不到的、巨大的、复杂的问题。
他教埃里克怎么用那种方式看世界。不是用眼睛看，是用大脑看。把世界拆成零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人性、历史、地理、气候、资源、人口、文化、宗教——然后重新组装，找出那些隐藏的、不明显的、大多数人看不到的连接。王尔德管这叫“下棋”。不是国际象棋，不是围棋，是另一种棋。棋盘是整个世界，棋子是七十亿个人，规则是不断变化的，而对手如果存在的话，是命运本身。
埃里克在十四岁的时候，已经能在这个棋盘上看出三步。王尔德说，够了。三步就够了。大多数人连一步都看不到。三步，你就能赢。
一年后，王尔德开始让他接触东河集团的内部事务。不是作为主席的儿子，王尔德没有儿子，埃里克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作为一个正在被培养的、未来的操盘手。王尔德让埃里克坐在会议室角落的一把椅子上，不说话，不记录，只是看着。埃里克看着那些穿着昂贵西装的、头发花白的、在世界各地掌控着数十亿美元资产的男人们，在王尔德面前像小学生一样低着头。他看着他们在被王尔德问到某个数字时额头上的汗珠，在听到某个名字时瞳孔的收缩，在被告知某个决定时嘴角的抽搐。
他学会了。不是从王尔德的课上学到的是从那些人的脸上学到的。恐惧。贪婪。嫉妒。服从。这些不是一个少年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孩子在会议室角落的椅子上、通过观察一群比他父亲还老的人的脸，学会的东西。
1944年8月，核弹在欧洲爆炸的时候，埃里克站在东河集团在曼哈顿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里，看着墙上的投影屏幕。屏幕上是一张世界地图，红点依次亮起，像一场缓慢的、致命的烟花。
每一个红点的亮起都意味着几万人的死亡，但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没有声音，没有震动，没有火光。只有沉默。和那个站在他身边的、面无表情的、正在看着地图上那些红点依次亮起的男人。
“有一天，”王尔德说，没有转头，“这一切都是你的。”
埃里克没有回答。他看着墙上的地图，看着那些红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终连成一片。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恐惧？兴奋？悲伤？他的大脑在那一刻像一个被清空的容器，什么也装不进去。
“我知道，”他最后说。
1946年4月。埃里克·兰谢尔已经成年。
他已经不是王尔德的学生了。他是王尔德的副手。
在过去两年里，东河集团旗下十七家核心企业的实际运营已经逐渐移交到他的手中。他的办公室在曼哈顿下城的一栋不起眼的十二层建筑里，门口挂着一块铜牌：“兰谢尔管理咨询公司”。没有人知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它的雇员只有六个人，但它的年度预算超过了某些小国的GDP。
埃里克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三份文件。第一份是东河集团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土地储备报告，一百二十七个前日本委任统治地的岛屿，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全部在法律上属于东河集团控制的十几家不同的壳公司。
第二份是欧洲犹太幸存者的安置方案一份由东河集团资助的、由犹太慈善组织起草的、长达三百页的文件，详细列出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南罗得西亚和太平洋岛屿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行性分析。第三份是一封信。
信是今天早上送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件人的名字，但盖着巴勒斯坦海法的邮戳。信的内容很短：
“兰谢尔先生，久仰。我们希望在您方便的时候，与您当面讨论第三份文件中的太平洋方案。我们相信，您比您的父亲更理解我们的需求。塞缪尔·鲁宾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