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用冻僵的拇指抠掉那条白面包包装袋上的价签。
底层是一张泛黄的标签纸：59美分。中间贴着一张上个月的：89美分。最上面，也就是他刚刚在前台付钱的那张：1美元15美分。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钱不再是钱，而是正在阳光下加速融化的冰块。
弗兰克走出便利店，冷风夹杂着大湖区的雪沫狠狠灌进他的领口.
底特律的二月永远操蛋，但今年的冷不一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透着寒气。
街对面的壳牌加油站拉着警戒线，几块硬纸板歪歪扭扭地挂在生锈的油泵上：“今日无油”。
如果是三个月前，这里的队伍能排过三个街区。汽车长龙会在凌晨四点就开始蠕动。司机们带着棒球棍和猎枪坐在车里，为了谁插了队就能当街拔枪互射。
但现在不用排队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了。
自从那些包着头巾的伊朗人在德黑兰扣留了大使馆的美国人，中东的石油航线就被彻底锁死。在弗兰克所在的平民区，燃油配给制成了某种粗劣的黑色幽默——即使轮到了你的单双号车牌，油库也是空的。
通货膨胀率上个月突破了14%。房贷利率飙升到了骇人听闻的18%。
弗兰克原来是福特汽车厂的熟练电焊工。他曾经以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直到日本人的廉价本田车像蝗虫一样淹没了底特律，而底特律的钢铁厂和装配线接连断电停工。现在他在第五大道街角的一家破落爱尔兰酒馆里当夜班酒保，每小时赚3美元的底薪，还得时刻提防税务局从这笔可怜的工资里抽走碎银。
政府在电视上发起了名叫“赢”（Whip Inflation Now，立刻击溃通胀）的运动。吉米·卡特穿着一件针织羊毛开衫坐在白宫的火炉前，苦口婆心地劝导美国人：“把你们家里的恒温器调低到60度（15摄氏度），多穿点毛衣。”
那天晚上，酒馆里的几个下岗工人把酒杯砸在了显像管电视的屏幕上。去他妈的毛衣。
弗兰克推开酒馆的厚木门。
老板丹尼是个吝啬的爱尔兰后裔，此刻正坐在吧台尽头，死死盯着头顶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冷得像狗屎。”弗兰克把面包扔在吧台下，解开外套。
“动作快点，弗兰克。一会该上客了。”丹尼头也没回。
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冬奥会的倒计时。纽约州北部的普莱西德湖。一场即将开始的冰球比赛。
弗兰克走向后厨，准备把冰块倒进保鲜槽。他掀开帘子，看到了阿米尔。
阿米尔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瘦骨嶙峋，正蹲在洗碗槽前机械地刷着一摞油腻的盘子。听到弗兰克进来，他瑟缩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
他是酒馆的洗碗工兼杂役。更重要的是，他是个伊朗人。
准确地说，他是一个曾经家境殷实的伊朗留学生。但在德黑兰的那场革命之后，国王跑了，他家人的账户被新政府冻结，美国的签证也随时面临被取消的风险。他在大学里待不下去了，只能躲进底特律贫民窟的黑吧里，以每周20美元的极低黑工工资为丹尼卖命。
在这个街区，一个长着中东面孔的人走在街上，风险比深夜揣着一万美元在布朗克斯区闲逛还要高。人们找不到石油，买不起面包，打不到通胀，他们需要一个实体来发泄。
“外面的垃圾桶满了吗？”弗兰克问。
“满了，弗兰克先生。我等天黑透了再去倒。”阿米尔操着带点口音但还算流利的英语回答。他很聪明，知道在这个时间点绝不能出现在门外。
弗兰克没说什么，转身回了前台。他不讨厌这个年轻的小子，但也绝对谈不上同情。这是一个操蛋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挨揍。
晚上七点，酒馆里挤满了人。
与其说他们是来喝酒的，不如说他们是来取暖的。大多数人只要了一杯最便宜的啤酒，然后就裹着大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死死盯着那台黑白电视。
今天是1980年2月22日。美国队对阵苏联队。
这是一场在现代人看来无法理解其实力悬殊的比赛。电视里，解说员正在快速报幕。
镜头切给苏联队时，整个酒馆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那是“铁军”。这不是一个绰号，这是一个事实。苏联国家队的所有球员在纸面上被标榜为“业余爱好者”，但实际上，他们是苏联的现役军官，拿着国家的丰厚津贴，每年十一个月在军营里集中闭门训练。
他们是无情的精密机器。他们的队长叫鲍里斯·米哈伊洛夫，门将是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特列季亚克。这支球队在过去四届奥运会上拿了四块金牌。就在两周前的一场表演赛上，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以10比0的比分，把由全北美最顶级的职业球员组成的NHL全明星队按在地板上摩擦。
就像一头成年的西伯利亚棕熊在撕扯几个玩具洋娃娃。
镜头切回美国队。
酒馆里的人发出了一阵无力的咒骂。
由于当时的奥林匹克规则限制，美国不能派职业球员参赛。
队长迈克·埃鲁齐恩之前甚至差点跑去意大利打二级联赛，副队长是个满脸雀斑、还没毕业的牙医预科生。
“我们会死得很惨的。”坐在吧台前的老搬运工麦克狠狠灌了一口酒，“就像在阿富汗一样，毛子会把我们生吞活剥。”
“我甚至不忍心看。”另一个中年人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些红色混蛋压在头上？”
在这个年代的美国人眼中，苏联不仅是一个国家，它是冷战另一头无法逾越的钢铁怪兽。美国深陷越战后遗症、水门事件的丑闻、两位数的通胀以及目前毫无尊严的伊朗人质危机。每一天，报纸上都在提醒美国人：帝国正在衰落。
而苏联人正在阿富汗高歌猛进，他们的核弹数量超过了美国，现在，他们还要在冰球场上把美国人最后的颜面碾成肉泥。
第一节比赛开始了。
仅仅几分钟后，苏联人就进球了。轻松，写意，就像在公园里散步。苏联球员的滑行轨迹精确得像导弹制导。
酒馆里响起了一阵泄气的叹息声。没人大声骂，因为这早在预料之中。
阿米尔在这个时候小心翼翼地从后厨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新洗好的花生碟。他低着头，试图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把碟子放在各个桌子上。
但在路过吧台时，他停了下来。他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重播。作为德黑兰曾经的子弟，他其实非常了解西方体育，甚至去欧洲看过比赛。
“滚回你的厨房去，沙丘鬼。”老搬运工麦克斜着眼睛看了阿米尔一眼，由于失业和寒冷，他的火气很大，“这儿没有你能看懂的东西。”
阿米尔僵了一下，但他罕见地没有立刻离开。也许是被这诡异的氛围感染，他看着屏幕，低声说了一句：
“先生，你们的人……很勇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什么叫不可能发生？”麦克转过头，带着危险的挑衅意味，“你懂冰球吗，恐怖分子？”
酒吧里的几个男人放下了酒杯，眼神不善地盯着这个异乡人。弗兰克停下了擦玻璃杯的动作，手放在了吧台下的棒球棍上。他不需要多管闲事，但他必须保证没人砸坏酒馆的椅子。
“我不懂冰球。”阿米尔的声音有些发抖，但他试图寻找一种方式让这些人明白苏联与美国在这片冰面上的差距。“但如果我打个比方……各位就会知道现在冰上的孩子们面对的是什么。”
他指着电视上那些穿着印有USA字母球衣的年轻脸庞。
“你们美国人最擅长篮球，对吗？”阿米尔深吸了一口气，“想象一下，现在你们处于苏联队的位置。你们的球队里有朱利叶斯·欧文，有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最强壮，最高大，最无法阻挡的黑人球员，对吗？”
酒馆里没人反驳，因为这几个名字确实代表着美国篮球的绝对统治力。
“现在，让你们的欧文和贾巴尔组成的国家队，去打一场总决赛。”阿米尔咽了口唾沫，指了指自己，“而你们的对手……是一群从德黑兰的高中里临时挑选出来的男孩。他们刚刚在泥土操场上学会怎么运球，他们发育不良，他们要在比赛前一周才互相认识。”
阿米尔停顿了一下。
“现在，比赛打到了第三节。而那群德黑兰的高中生男孩……不仅没有输给你们的贾巴尔，而且刚才把比分扳平了。”
没有人再说话。弗兰克能看到麦克夹着香烟的手指僵在了半空。
阿米尔没有说错。这就是此刻正在纽约州北部的冰面上发生的事情。只是方向完全相反。那些穿着苏联红队服的现役军官们，就是冰上的贾巴尔和张伯伦。而这群来自中西部农村的美国大学男孩，在落后、被围殴的绝境下，死死咬住了比分。
“这根本不可能。”麦克终于把烟灰磕在桌子上，“这简直是个疯狂的笑话。没有人能击败这种差距。去他妈的，你再说一遍德黑兰的小屁孩能打败贾巴尔，我就把你塞进厕所里。”
但他虽然在骂，眼睛却死死钉在了电视屏幕上。
弗兰克看向屏幕，比分变成了 3比 3。第二节结束。
阿米尔趁机溜回了厨房。
到了第三节，酒馆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人在乎寒冷，没有人在乎施利茨啤酒已经变得像尿一样温热。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围在那台十四寸的小电视前。
比赛还剩十分钟。美国队队长迈克·埃鲁齐恩在蓝线附近接到了球。他挥动球杆，一记干脆利落的击打。
冰球如同幽灵般穿过了世界上最不可逾越的守门员的防线。
球进了。
4比 3。美国队领先。
底特律的这家破败酒馆里爆发出了今冬最巨大的声浪。啤酒被抛向半空，麦克这种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老头子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扯着嗓子发出了不似人类的咆哮。
弗兰克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手里正紧紧攥着那根准备用来防身的棒球棍，在吧台上砸得震天响。
最后十分钟。苏联人像是被激怒的红色绞肉机，发动了排山倒海的进攻。电视机里的解说声音已经变调，那个叫迈克·埃鲁齐恩的小伙子在冰面上像个疯子一样拼枪。他们用身体去挡子弹般飞射的冰球，他们摔倒，爬起来，再摔倒。
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比赛了。它是抵御衰退的防线，是对抗通货膨胀的堡垒，是夺回被扣留人质的幻觉之战。
在冰面上，弱小的一方、被看衰的一方、在整个十年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一方，正在拒绝死亡。
解说员艾尔·迈克尔斯的声音从充满杂音的扬声器里传出，伴随着秒表的倒数。这声音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被无数次重播，但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寒冷的1980年之夜，它就像神谕一样降临：
“还剩十一秒。”
“你只要把球解围。”
“七秒钟！六秒！”
“不要停表！！”
迈克尔斯的嗓音因为极度亢奋而沙哑，他向全美国问出了那个问题：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你相信奇迹吗？！)”
蜂鸣器响起。比赛结束。
“YES！！！(相信！！！)”
酒馆炸了。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集体浪潮。人们互相拥抱，哭泣，用脏话狂吼。几个月来压在每个人心头的乌云——工厂倒闭的恐惧，银行催收的电话，加不到油的绝望——在这一秒钟内被一种名曰“奇迹”的狂热药剂瞬间麻痹了。
我们赢了毛子。几个大学生把苏联按在了冰面上。美国还没死。
弗兰克靠在酒柜上，胸口剧烈起伏着。他从兜里摸出一根万宝路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承认，刚才那一刻，他的眼眶热了。这操蛋的日子里，确实需要点奇迹。
但这儿是1980年的底特律。现实就像一头永远饥饿的秃鹫，从来不会在狂欢时离开。
赛后的庆祝只持续了十分钟。当ABC电视台把画面切回到演播室时，冰球奇迹的新闻立刻被压下去了，画面变成了一个面容严肃的主持人。
这是一则插播的紧急新闻。
“在伊朗，极端组织声称，由于美军在波斯湾外围集结，他们将在未来24小时内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部油轮出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一个小时内飙升了20%……”
酒馆里依然喧闹着，但靠电视最近的麦克停住了。他看着屏幕下方滚动的那行字：预计下周，部分州的汽油最高零售价可能突破每加仑1.8美元（约合当前价值的12美元）。
那些数字像刀子一样刺进了每一个醉汉的眼睛里。
奇迹不会付你的电费。奇迹不会让生锈的油泵流出黑色的黄金。苏联在冰面上输了，但这并不妨碍苏联的坦克在喀布尔继续碾压，更不妨碍德黑兰的枪手继续把枪顶在美国人质的脑袋上。
幻觉消失得太快，失重感让所有人的胃部一阵抽搐。
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口。
“厨房里那个缠头巾的小杂种呢？”
气氛的转换不需要任何预兆。弗兰克猛地抬起头。
麦克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已经从电视机转向了后厨的帘子。刚刚那几分钟积累的民族自豪感，此刻无缝转化成了纯粹的、无底线的暴虐。他们无力对抗苏联的核弹，也打不到华尔街的银行家，但他们知道后门有一只可以碾死的虫子。
“把那只沙丘鬼拉出来。”另一个高大的酒鬼摔碎了手里的啤酒瓶，“去他妈的伊朗人。”
“等等，伙计们——”丹尼想要阻拦，但他很快退缩了，因为他也不想自己的酒馆被这群失去理智的工人砸烂。
帘子被粗暴地扯下。正在水槽边躲藏的阿米尔被拖了出来。
“放开我！先生！放开我！”阿米尔惨叫着，他惊恐的眼神中透着绝望。
“你刚才不是说，你们的高中生能在篮球场上打败我们吗？”麦克抓住阿米尔的衣领，一口混杂着酒气和烂牙味道的唾沫喷在他的脸上，“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没有任何多余的台词，一记沉闷的拳头直接砸在了阿米尔的面门上。鼻血瞬间喷涌而出，染红了他那件破烂的灰围裙。
接着是第二拳，第三拳。人群像围猎的狼群一样把阿米尔踹向酒馆的后门巷子。沉闷的踢打声，伴随着冬夜冷风的呼啸。阿米尔在泥泞的雪水里蜷缩成一团，他的惨叫很快变成了模糊不清的呜咽。
那些刚刚在为美国精神落泪、欢呼的善良底层人们，此刻正满面狰狞地把他们的绝望发泄在一块二十二岁的伊朗骨肉上。
弗兰克站在吧台后面，没有动弹。他手里的香烟燃烧着，长长的烟灰落在胡桃木的台面上。
他没有去充当电影里力挽狂澜的英雄。在1980年，英雄都死在了越战的雨林或者暗杀者的枪口下。如果你为了一个敌国的人强出头，等待你的只会是明天后院燃起的十字架或者一枚冷枪子弹。
弗兰克只是个背负着三千美元高利贷卡债的酒保。
大约过了三分钟。打人者们气喘吁吁地回到了酒馆。没人谈论巷子里的那个烂摊子。他们默默地拿起外套，像是在教堂做完了一场粗劣的礼拜，推开门，消失在底特律的夜色里。
到了下半夜，酒馆空了。
弗兰克拿着拖把，走到后门。推开铁门，阿米尔还躺在雪地里。他没有死，但肋骨断了几根，左眼肿得像个烂紫甘蓝。
他哆嗦着，看着居高临下抽着烟的弗兰克。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彻底被粉碎后的空洞。
在他们头顶的这片天空中，国家刚刚上演了一场永载史册的“冰上奇迹”，大国叙事的号角吹得震天响，爱国主义的狂热席卷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每一栋公寓。
但在这条滴水成冰的后巷里，这才是底层的全部真相。
弗兰克没有去扶他，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之前买面包剩下的59美分硬币，还有自己这个晚上的三张一美元钞票，揉成一团，精准地扔在了阿米尔那只还在流血的粗糙手掌旁边。
“天亮前滚远点。”弗兰克说，“那儿有刚加塞上的塑料垫板，你可以垫在胃底下防风。”
他重新关上后门，将冷风锁在外面。
回到前台，弗兰克把刚刚喝完最后一口酒的杯子放进水槽，用抹布仔细擦拭着吧台。电视机已经调到了静音，屏幕上显示着明天当地油价即将突破记录的新闻简报。
冰球赢了，但他下周一仍然交不起暖气费。一切什么都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