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廷严密统治下的法兰西，社会被冰冷地划分为三个互不重叠的齿轮：“祈祷的人（教士）”、“打仗的人（贵族）”以及“流血的人（平民）”。这种秩序在长达数百年的地狱战争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理。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便出生于阿拉斯一个没落的法律世家。他的童年记忆中没有圣歌的宁静，只有战壕中残废军人的哀嚎，以及教会官员拿着没收土地的敕令粗暴闯入农户家中的场景。

　　仿佛基督不忍再看到人间的苦难，罗伯斯庇尔的命运注定是不平凡的。

　　当年轻的罗伯斯庇尔进入路易大帝高中就读时，他并未沉溺于对神迹的渴望，反而展现出对秩序近乎偏执的追求。当时的主流思想坚称，人类的苦难是由于对上帝不够虔诚导致的“神罚”；而罗伯斯庇尔通过研究那些被教会列为禁书的世俗文献，得出了一个让同僚毛骨悚然的结论：人类的苦难并非源于神的疏忽，而是源于神权下的不平等。

　　而那些禁书是怎么来的？五十多年前异端舰队夺取直布罗陀，在伊比利亚半岛开辟第二战线，兵锋直指法兰西，为了在心理战上瓦解教会的正义性和权威，地狱散播了大量当年的真相。

　　这些禁书里的内容让他对教会中的黑暗、腐朽愈发反感，他厌恶地狱，他仇恨恶魔，但是他同样也对教会感到不满。

　　他最终成为了一名反建制派法官，后来因拒绝签署一份符合教会教义但违背自然公正的死刑判决书而愤然辞职，他意识到：

　　“如果法律不能保护最卑微的社会成员，那么法律就是地狱的帮凶。如果一个农奴在战壕里流血抵抗恶魔，那么他就不欠任何主教一枚铜板——既然大家在恶魔面前都一样脆弱，那么在律法面前就必须一样平等。”

　　1789年，随着地狱前线的补给线因腐败和无能而彻底崩溃，巴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暴乱。罗伯斯庇尔在三级会议中脱颖而出。他并不是靠华丽的辞藻博得关注，而是提出了一套让当时的教廷感到脊背发凉的思潮：

　　对于在饥饿与绝望中挣扎的大众来说，这话语无异于新时代的福音。但对于深知亚空间底细的教皇来说，罗伯斯庇尔必须死！理论上，任何动摇教会控制力的苗头都必须被掐灭在萌芽状态，因为一旦让那个天堂里的亚空间怪物发现教会失去了对灵魂的统摄，代价将是毁灭性的。

　　然而每一任教皇都背负着平衡人与神关系的职责，当代的教皇感到了人性觉醒的必然——若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摆脱神的控制，就必须让人性压倒神性。

　　罗伯斯庇尔可以被毁灭，但罗伯斯庇尔主义必须传承下去。

　　1793年，随着地狱军团的深度渗透和内部封建贵族的叛变，法兰西陷入了绝境。罗伯斯庇尔临危受命，升任法兰西半官方组织救国委员会首脑。他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实验——人民共和国。

　　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在那个特殊的战时年代本质上是一系列军工生产协作社。这成了后来工团主义的原始雏形，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的社区，他将恐怖与美德划上了等号。

　　放在没有地狱的另一个世界，这人多少得算文艺复兴第四杰，可惜时间对不上，世界线也对不上（）

　　随着战争局势因民众的疯狂投入而趋于平衡，罗伯斯庇尔在民间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对自己和战友都有着近乎非人的要求。在他的领导下，法兰西底层群众的处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公民（Citoyen）”这个词开始取代繁琐的头衔，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称呼中。

　　然而，罗伯斯庇尔的毁灭源于他的理想主义。他不仅要求敌人死，更要求战友必须是圣人。教廷敏锐地利用了罗伯斯庇尔的这种偏执，借他的手清洗了许多不服从罗马的贵族和教会内部的异见者。

　　罗伯斯庇尔的晚年是孤独的。

　　1795年热月9日，反动势力与内心充满恐惧的温和派联手发动了暴乱。次日，他被送上了自己亲手设计的断头台。当利刃落下时，围观的人群中甚至有他曾经保护过的平民在狂欢。他死于他所珍视的人民之手，也死于他那不容许任何瑕疵的理想主义。

　　一百三十四年后，1929年。

　　在击败地狱后的废墟余烬中，新一代的雅各宾派领袖们将罗伯斯庇尔的精神从坟墓中挖掘出来。他们宣称要继承这位“不可腐蚀者”的遗产。他们认为，战后的繁荣不应由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僚独占，而应由流血最多的阶级分享。

　　雅各宾派在传单中深情地写道：“当罗伯斯庇尔的头颅落下时，他没有流出贵族的蓝血，而是流出了象征工人和农民的赤红之血。这鲜血点燃了战壕，地狱的恶魔为此颤抖，因为它们看到了比地狱火更炽热的人民之怒。”

　　许多工团主义者也纷纷引用罗伯斯庇尔那句名言：“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对于他们而言，1929年的改革不是终点，而是一场针对神权资本家、未竟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