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份打工的餐厅在车站北口商业街二楼，招牌是暗红色的。
每周有四天，我会在下午三点四十分离开家，乘坐电车，在四点前抵达那栋建筑。
而从车站北口到餐厅的必经之路上，矗立着一栋灰白色的方形建筑——本区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
八月第一周，我在这条路上看见加藤惠七次。
第一次是周二下午三点五十五分。我正加快脚步赶往餐厅，抬头就看见她从旋转门里走出来。
浅灰色连衣裙，浅褐色牛皮纸文件袋。她站在建筑投下的菱形阴影边缘，低头翻看文件。
翻到某一页时停住了，手指悬在纸面上方，像在确认什么。三分钟后，她转身，重新走进那扇不停转动的门。
我在站内走错了出口，绕了远路，迟到了五分钟。
第二次是周三下午三点五十分。
我提前了一班电车，路过行政中心时，透过一楼便民餐厅的玻璃，看见加藤同学坐在靠窗位。
面前一杯水，一个原封不动的三明治。文件袋平放桌上，加藤的食指在袋口那道磨损的折痕上来回摩挲，从左边滑到右边，再滑回来。我看完一次完整的循环，才继续往前走。
那天我没有迟到。
第三次是周四下午四点零五分。我错过了电车，小跑着经过行政中心后巷时，后门开了，加藤同学走出来。
步速比平时慢半拍，文件袋一角颜色深了一块——下午那场急雨的证据。她没带伞，也没抬手挡雨，就那样走进雨里，像早就习惯了被淋湿。
我迟到了十分钟，被店长看了一眼。
第四次、第五次……
到周六早晨我去上早班时，事情变得具体起来。九点二十，工作窗口还没打开，她已经坐在中心等待叫号上。活页夹摊在膝头，晨光把纸页照得半透明。
我放慢脚步，正好看见她伸手按了按太阳穴，很轻地吐了口气——那个动作持续了不到一秒，快得像错觉。
她没看见我。或者说，她的视线范围收缩到只剩那叠纸和那栋建筑之间三十米的距离。
周一下午三点四十二分，我照常走在去打工的路上。天气闷热得让人呼吸困难。
经过行政中心时，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正门——她不在往常的位置。脚步顿了顿，我花了几秒，在建筑侧面消防通道的凹陷处找到了她。
加藤惠背靠着灰色防火门，文件袋抱在胸前，眼睛望着对面便利店招牌上跳动的「冰咖啡半价」。
那不是放空。是一种精疲力竭后的暂停。
我看了看手机。三点四十三分。走到餐厅需要七分钟，换衣服需要三分钟。四点整必须站在岗位上。
我走了过去。脚步声在午后的沉寂里显得很响。
加藤同学转头，看见是我，眼神聚焦了一瞬。
“喔好巧，下午好。”我先开口。
“诶，清瀬同学，下午好。”她有点惊讶，声音比平时薄。
“你在这里……”我看了眼行政中心，“办事？”
“嗯。”加藤停顿，“在等。”
“等什么？”
“等他们叫我。”她调整了一下抱文件袋的姿势，这个动作她今天做了很多次，“上午的职员说，我的材料转到法务课了，需要那边负责人确认。他让我下午三点来，说会沟通好。”
“现在三点四十四分。”
“嗯。”加藤同学带着无奈的笑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三点十分进去问过，前台说负责人在开会。让我在外面等一会。”
我抬头。旋转门缓慢转动，偶尔有人进出。没有广播，没有工作人员探身。
“你上午就在这里了？”
“上午在里面。”她说，“九点到十一点半。然后系统故障，让我下午再来。”
她说这些时语气平坦，像在读说明书。但她的手指在文件袋封口线上来回摩挲——那里已经被磨得起毛，纸纤维翘起来，颜色深得像浸过水。最后几个字带着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看了眼手机。三点四十五分。
“我陪你等。”我说。
加藤惠抬头。阳光从消防通道上方漏下来，在她脸上切出明暗交界。眼下有淡青色的影子。
“……你不是要去打工吗？”她看了眼我走来的方向，“会迟到的。”
“晚几分钟没关系。”我说，“两个人一起等，他们可能会快一点想起你。”
我用了“想起”这个词。她睫毛颤了一下。
行政中心的冷气开得像冷冻库，瞬间带走了皮肤上的薄汗。
加藤惠走向三楼“涉外事务综合窗口”。13号窗口里，三十岁左右的男职员正低头整理文件。
我们等了几分钟。他没抬头，没叫名字。整理完文件，开始敲键盘。
加藤惠上前半步，声音放得很轻：“抱歉打扰。我是上午来办理海外亲属关系认证的加藤。请问高桥先生开会回来了吗？”
职员抬头，目光扫过她，落在我身上，又扫回去：“高桥？去区本部了。您的事……哦，那个外务省认证的？”
“是的。上午高桥先生说已经和法务课沟通好，让我下午三点来确认。”
“法务课？”职员皱眉看屏幕，“系统里状态还是‘材料初审’。高桥有留备注吗？”
“他说会当面和法务课负责人沟通。”
“那就是没走系统。”职员叹气，“您可能需要重新约法务课面谈。我看看他们什么时候——”
“上周三我已经和法务课的前田女士面谈过一次。”加藤惠语速快了一丝，“当时确认材料齐全，她说只需要高桥先生最终审核，就可以递交外务省。”
“前田？她休产假了。”职员露出为难的表情，“那您的case现在没有对接人。可能需要重新排——”
“抱歉。”我向前半步，手搭在柜台边缘。很自然的动作。
职员看我。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说，声音放平，“加藤的材料齐全，但因为人事交接，流程卡在部门之间。现在有没有可能请您帮忙联系法务课现在的负责人？我们可以等。”
职员看看我，看看她。
“您是和加藤小姐一起的？”
“是。”我说，“朋友。”
这个词出口时，加藤惠侧头瞥了我一眼。很短。我则下意识地抿了一下嘴唇，喉结似乎不明显地动了一下，像是把接下来可能多余的解释咽了回去。
“这样啊……”职员表情松动，“那我打电话问问。不过可能要等。”
“没问题。谢谢您。”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是寂静的深渊。职员打了三个电话，每次都捂话筒。加藤惠站在我身旁半步远，呼吸轻得几乎不存在。她站得很直，但肩线绷得像拉紧的弦。
我每隔两分钟看一次手机。三点五十五分。四点整。四点零五分。
三点五十五分，职员放下电话。
“联系上了。法务课的山口女士可以下来看材料。如果齐全，今天能走完流程。”
加藤惠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松弛了一丝——那是一种持续紧绷后的微小释放，像紧绷的琴弦被轻轻拨动后细微的震颤。
山口女士五分钟后到。四十岁，细框眼镜，动作利落。她翻阅文件，点头：“您的材料齐全，流程清晰。今天可以处理。”又看向加藤惠：“抱歉让你跑这么多次。交接期的信息断层，是我们内部问题。”
加藤惠鞠躬：“麻烦您了。”
签字，盖章，拿回执。当那张印着“受理完毕”的纸递过来时，加藤同学盯着日期看了很久，像在确认这不是另一个需要重新排队的号码。
四点十五分。我迟到了十五分钟。
走出行政中心，四点的阳光斜切过街道，热度丝毫未减。
加藤惠在台阶上停住脚步，小心翼翼地从包里取出透明文件套。她的动作很慢，每一个步骤都带着完成重要事务后的珍重——将回执单对齐边缘滑入套中，轻轻抚平可能存在的折痕，再仔细地收进文件袋的内层。这不是单纯的整理，更像是对一段漫长周折的正式封存。
“你迟到了。”她说。
“嗯。”
“很严重吗？”
“第一次的话，还好。”我说，“只不过店长会问原因。”
她沉默了几秒，转头看我：“刚才……谢谢你。”
“没什么。”
“不。”加藤惠摇头，很认真，“你站在旁边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他之前三次都没记住我的脸。”
我怔住。
“上周三我来，是他接待。周四也是。今天上午也是。”她声音平静，“每次他都要我重新报名字和申请编号。直到今天你说‘朋友’，他说‘您是和加藤小姐一起的’，用的是肯定句。”
加藤同学停了一下，目光垂向自己的鞋尖。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说话时，别人很容易忘记我在说什么，或者忘记我是谁。以前觉得是对方不认真，后来发现……可能是我自己的存在方式，不容易被记住。”
“不是问题。”我说。
她抬起眼睛看我。
“只是特质。”我说，“就像有人说话需要手势，有人声音大有的小。没有好坏。”
加藤惠沉默了很久。风从街道那头吹来，卷起便利店门口的传单，又落下。她额前的碎发微微飘动。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今天。还有之前那次。”
我想了想，一边将视线短暂地移向远处便利店闪烁的招牌，然后又迅速收回目光，落在她手中文件袋的磨损处，一边无意识地捋了捋头发，用尽量轻松的语气说：“因为我们是朋友吧？朋友帮忙，需要理由吗？”
见她没立刻回应，我继续道：“之前在学校我们互相帮助，我还以为……”
见她没说话，我继续说“之前在学校我们互相帮助，我还以为……”
这句话出口的瞬间，我以为会尴尬。但她没有惊讶。她只是眨了眨眼，然后——嘴角向上弯了一下。
那甚至不是微笑，只是肌肉极其细微的牵动，像平静湖面掠过一丝风痕。
“嗯。”加藤惠打断我，说，“是啊，是同学也是朋友。”
她把文件袋抱紧，低头从包里拿出小便签本和铅笔。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写完，她撕下那一页，递给我。
纸上铅笔字工整：耽误的时间，下次补给你。 ——加藤惠
“这是……”
“凭证。”她说，语气恢复平淡，“我欠你……大概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我看了眼时间说，“现在四点半了。”
“那就四十分钟。”她点头，“我会还的。”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闷热的午后其实没有那么难熬。
“好吧。”我把纸条仔细折好，放进钱包的夹层，一边想着这真是个有点麻烦又有点特别的承诺，“我等着。”
她点头，转身朝车站方向走。几步后，又回头：
“朔夜君。”
“嗯？”
“下次，”她说，“如果还有这样的麻烦……我还可以找你吗？”
声音平稳，但抱文件袋的手指收紧了。
我思考了片刻，认真地回答：“随时。”
她再次点头，这次没回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穿过人行道，消失在车站入口的人流中。钱包里，纸条隔着皮革传来轻微的触感。
抬头看了眼行政中心的时钟：四点三十一分。我转身朝餐厅跑去。
推开后门时，店长正在清点零钱。他看了眼墙上的钟，又看了眼我。
“电车延误？”他问。
“嗯。”我说，“抱歉。”
他没再追问，指了指更衣室。
换衣服时，我摸了摸钱包的位置。那张折好的纸条安静地躺在里面。
四十分钟。
窗外，夏日的白昼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