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他像是被某种无形的东西猛地抽干了所有支撑的力量，肩膀垮塌下去，挺直的背脊也微微佝偻。声音低了下去，沙哑得几乎要碎裂在风里：
“去年……县运会决赛，我以0.03秒的差距，落选了全国大赛的选拔名单。”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目光投向远处空荡荡的跑道，声音飘忽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这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天，每一次训练，每一次起跑，我都在想……如果当时的起跑反应能再快那么零点零一秒，如果训练时的分段数据能再精确一点点，如果……今年，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下学期，我就引退了。”
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彻底凝固了，连风声都停滞。
我看着他晒得近乎古铜色的、泛着健康光泽的皮肤，那是经年累月在跑道上，被阳光和风雨共同镌刻下的痕迹；看着他小腿上微微凸起的、属于跑步者的结实肌肉线条；看着他眼中那片不容错辨的、压上了一切、孤注一掷、不留退路的灼热光芒。
这幅姿态，这幅景象，像一面擦得过分清晰的镜子，毫无预兆地、狠狠地，照见了去年那个同样偏执、同样将全部心力孤注一掷、同样为了一个目标不惜压缩一切其他可能性的自己。
心底猛地涌起一股强烈到几乎令人作呕的抗拒。
我厌烦这种被迫的“看见”，厌烦被过去的自己、被那种熟悉的“执着”身影道德绑架的感觉。帮他，像是在同情和怜悯那个曾经同样可笑、同样不顾一切的自己；不帮他，他那双眼睛，那副姿态，却又像一根淬了毒的细刺，精准地扎进心口某个柔软的旧伤，带来一阵绵长而尖锐的、令人不得安宁的隐痛。
我猛地移开视线，不再与他对视，转向一旁在暮色中轮廓模糊的花坛。语气硬邦邦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和未消的余怒：“损坏的模块，还有完整的设备电路图。”
他愣了一下，似乎完全没料到这个转折，脸上的表情凝固在某种混合着绝望与恳求的复杂状态，眼神茫然。
“我说，”我不耐烦地提高了音量，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砸在地上，“把烧掉的主控模块，还有那套计时系统完整的电路原理图，一起拿到旧教学楼三楼的实验室。现在，立刻。”
那双茫然的眼睛，在短暂的停滞之后，骤然被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惊喜点亮，瞳孔在暮色中猛地收缩又放大。
下一秒，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幅度大得吓人，额头几乎要碰到膝盖。
然后，他什么也没说，猛地直起身，转身朝着田径场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冲刺般狂奔而去，脚步因为激动和急切而略显踉跄，背影很快消失在建筑拐角的阴影里。
看着他消失的方向，那股并未因“答应帮忙”而消散的、甚至更加浓郁的烦躁感，再次翻涌而上，堵在胸口。
这烦躁并非源于“帮助他人”这个行为本身，而是源于对那个无法彻底割舍过往模式、依然会被这种近乎偏执的“执着”轻易触动的、不够决绝的自己的深深失望。
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外套口袋，里面空空如也。一个荒谬的念头闪过：突然很想抽根烟——尽管我从不抽烟，也厌恶那个味道。
或许，只是想手里有点什么东西可以握住，或者，用另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来覆盖此刻心里这片泥泞不堪的情绪。
文学社的活动室里，光线随着西斜的太阳渐渐变得柔和。远藤面前的稿纸已经换到了第三本。每一页都只艰难地爬上了寥寥数行字迹，就被他烦躁地划掉、揉成一团，精准地投进脚边那个早已满溢、甚至散落出几团的废纸篓。
百叶窗将斜阳切割成一道道平行的光栅，在他摊开的手掌边投下明明暗暗的斑驳影子，像一道无法逾越的栅栏。
“远藤同学，”文学社社长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一贯的温和与期许，“下个月的校刊特辑，还有校报的文艺副版，指导老师特意为你争取了版面，希望你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
“特意”两个字，被社长用强调的语气轻轻点出，落在远藤耳中，却像两道无形的、沉重的枷锁，悄无声息地落下，将他试图自由驰骋的思绪，牢牢禁锢在名为“众人期待”的狭小牢笼里。
他不禁想起昨天，当他在活动室翻阅往期社刊时，低年级的社员水野投来的目光——那双年轻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近乎崇拜的期待，仿佛他笔下随意流出的每一个字符，都理所当然应该闪耀着天才的光辉，值得被铭记、被传颂。那目光，比任何直接的催促更让他感到窒息。
笔尖在稿纸上停留了太久，一滴饱满的墨水，不受控制地滴落，在细腻的纸面上迅速晕开，形成一个丑陋的、无法忽视的黑色污点，吞噬了刚刚写下的一两个词。
他颓然地放下笔，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酸涩发胀的鼻梁。他回忆起更久远的时光，童年时第一次偷偷用父亲的钢笔，在作业本背面写下稚拙故事时的纯粹快乐。
那时的文字，是他最知心、最私密的朋友，承载着所有天马行空的幻想。
如今，它们却变成了最面目可憎、最难缠的敌人，每一个字都需要反复称量，每一句话都背负着无形的审视。
活动室的门被“哗啦”一声推开，几个相熟的社员说笑着走了进来，讨论着刚看的电影。
远藤几乎是下意识地，用一个略显仓皇的动作，迅速抬起胳膊，遮住了面前那张除了墨点几乎空白的稿纸。
这个全然出于本能、未经思考的防卫性动作，让他自己都愣了一下，随即一股微妙的羞耻感爬上脊背。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这件曾经带给他最多快乐和慰藉的事——变成了一件需要隐藏、羞于示人的“羞耻”之事了？
学生社团指导部的办公室里，日光灯早早亮起，发出稳定而单调的嗡鸣。雨宫望着眼前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各社团资料、报表、计划书，感觉它们正在以一种不合理的速度不断膨胀、增殖，即将淹没整个桌面，甚至将她吞噬。
窗外的天色正一点点染上沉静的暮蓝，这个时间，天文社的成员们应该已经聚在活动室，兴致勃勃地擦拭镜片、调试设备，为今晚可能出现的流星雨做准备了。指尖无意识地在冰冷的表格数字上划过。
“雨宫同学，”社团指导老师——一位总是把“效率”和“成果”挂在嘴边的中年男教师——的声音将她从短暂的出神中猛地拉回现实，他指着另一叠厚厚的文件，“这是模拟商业社过去三年的财务收支记录和活动总结，需要你在一周内完成数据整理和初步分析报告，作为他们申请‘年度优秀社团’的支撑材料。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她机械地点点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再次飘向窗外。天际线上，第一颗星星已经顽强地挣破了尚未完全黯淡的天幕，微弱地闪烁着。
手机在口袋里适时地震动起来，屏幕在桌面上亮起，是母亲发来的消息：“听松上老师说你在独立负责重要的社团统筹工作，爸爸知道后很开心，说我们女儿越来越能干了。” 后面跟着一个笑脸表情。
她熄灭屏幕，指尖触及冰凉的玻璃，传来一阵寒意。那个曾经在夏夜里，抱着年幼的她坐在庭院，指着浩瀚星空，耐心讲述每一个星座背后古老传说的父亲，如今却在一次家庭聚餐中，对着电视里关于天文观测的新闻，淡淡评论道：“看星星？那是小孩子和不务正业的人才会沉迷的浪漫幻想。” 他甚至认为，她花在天文社的时间，是一种“对正经学习的干扰”。
指导老师仍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关于“整合社团资源、提升跨社团协作效率”的宏伟改革计划，声音在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回荡。
雨宫望着窗外次第亮起的、规整如一的路灯，它们照亮了笔直的道路，却也掐灭了星光。
她忽然很想，很想打个电话问问父亲，是否还记得那个为了观测一场罕见的狮子座流星雨，裹着厚厚的毯子，陪她在初冬寒冷的学校天台上，等到凌晨两点，直到她窝在他怀里沉沉睡去的夜晚。
望着指导老师一张一合、充满了规划与期待的嘴唇，雨宫忽然感到一阵深切的荒谬。所有人——老师、父母、甚至那些对她投以羡慕目光的同学——都在热心地为她规划着一条看起来“正确”、“光明”的未来路径，赋予她一项项“重要”的职责与期望。
却没有人，哪怕一次，真正问过她，那个在望远镜后，为捕捉到一缕遥远星云的光辉而心脏狂跳的雨宫，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那片星空，对她而言，从来不是“浪漫幻想”，而是确凿无疑的、让她感到自身存在与浩瀚宇宙相连的、真实的吸引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