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紧邻商业町的区域，一座原先属于某没落商家的宽敞町屋，如今门楣上挂起了崭新的“大木组”木牌。房子经过修葺，虽不及那些华族宅邸气派，却也干净齐整，门前还摆了两盆修剪过的松树盆栽，显出几分不同寻常町屋的郑重。这里便是大木组在若松城内的本据。
得益于田中隆信明里暗里的扶持与偏袒，大木组这半年多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堪称顺风顺水。组长大木勘助带着一帮从会津乡下来的淳朴汉子，竟在这鱼龙混杂的城里稳稳站住了脚，甚至有了些蒸蒸日上的气象。
他们承接的活计，多是田中组庞大业务网络中油水丰厚、风险相对较低的“美差”：负责几条繁华商店街的“秩序维持”（实则是保护费收取与管理），看护几家信誉良好、按时缴纳“协力金”的赌场与汤屋（澡堂兼色情场所），偶尔还负责为某些与田中组关系密切的商人押运重要货物。
这些活计，收益稳定，麻烦不多，远比那些需要真刀真枪与敌对团体争夺地盘、或者追讨烂账的“脏活累活”要强得多。
更让其他依附于田中组的小团体眼红的是，许多能快速积累名望、扩展人脉的“好事”，也往往优先落在大木组头上。
比如，城下町某处年久失修的小桥坍塌，影响行人，田中隆信便会“指派”大木组出面，组织人手，运来木料（往往是田中组名下木材行“友情赞助”，打个极低的折扣，甚至只是挂账），热热闹闹地将桥修好。
届时，自然会有安排好的町人代表送来感谢状，甚至请来小报记者（若松也有几家小报）写上一篇“浪子回头、造福乡梓”的短文，为大木勘助和其组员博取“义侠”之名。
再比如，城中举办小型祭典或商户联合活动，负责维持外围秩序、避免流氓滋事的“光荣任务”，也常由大木组承担。这些事，看似辛苦，实则接触面广，能在普通町人乃至一些小商人中间建立良好印象，对未来发展隐惠颇多。
这种明显的、近乎过分的偏袒，不仅体现在活计分配上，更渗透到日常的点点滴滴。大木组向田中组名下的钱庄借款购置工具、租赁仓库，利息低得近乎象征性，还款期限宽松无比。
偶尔大木勘助手头紧，去田中隆信那里支取些应急款项，往往只需一张随意写就的欠条，有时田中隆信心情好，甚至会拍着大木勘助的肩膀说：“勘助啊，上次那笔小钱，我看也不用还了，就当大哥给你和兄弟们添些酒钱！”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慷慨，让大木组的财务压力远小于其他同样规模的小团体。
起初，大木组的成员们对这份“厚遇”还感到受宠若惊，做事格外卖力，生怕辜负了田中组长的“信任”。
组长大木勘助更是时常告诫组员要懂得感恩，做事要更加勤勉谨慎。然而，人心总是易变的。
当这种偏袒成为常态，当看到其他小团体为了争夺一些残羹冷炙而打破头，自己这边却能轻松拿到肥差美事时，一种微妙的、近乎理所当然的心态，便开始在大木组内部滋生。
他们开始觉得，这些好处是自己应得的，是因为大木组“能干”、“听话”，才得到田中组长的赏识。他们开始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田中组麾下的团体区分开来，隐隐有了一种“嫡系”、“亲兵”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在与其他团体打交道时，便不免流露出来。言语间少了几分客气，多了几分随意甚至轻慢。
分配共同任务时的收益，大木组也渐渐习惯于自己多占一份，觉得理所当然。佐濑甚助作为组内的二把手，心思缜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变化。他多次在私下里，或是在只有大木勘助和几个核心成员在场的小会上，委婉地提出警告。
“组长，”一次在町屋后间的小室里，佐濑甚助神色凝重地对正在擦拭烟管的大木勘助说道，“最近……其他几家（指田中组旗下其他团体）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上次联合去‘清尾’（处理赌场烂账），最后分润时，我们多拿了两成，三郎他们（另一个小团体）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到他们的若头，脸色很不好看。”
大木勘助将烟丝仔细地塞进铜烟锅，不以为意地“嗯”了一声，划亮火柴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吐出淡蓝色的烟雾。“三郎那边，上次他们自己办事不力，差点搞砸了南町的场子，还是我们带人过去帮着平息的。多拿一点，也是应当。隆信大哥也说过，做得好，自然赏得多。” 他的语气里，带着对田中隆信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一丝因被赏识而产生的底气。
佐濑甚助眉头微蹙，往前倾了倾身：“组长，话虽如此……但人心难测。我们得到的已经比旁人多了太多。树大招风，过犹不及啊。是不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稍微让一点，或者，请田中组长将一些机会也分给其他家一点？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现在组里有些兄弟，在外面说话办事，口气未免太大了些，我担心……”
“
甚助，你太小心了。”大木勘助打断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是爽朗的笑，“我们是隆信大哥一手带起来的，大哥信我们，我们只要对大哥忠心，把事情办好，就行了。其他人怎么看，怎么说，随他们去。江湖上，终究还是看实力，看情分。我们跟大哥的情分，他们比不了。”
他顿了顿，又抽了口烟，语气稍微认真了点：“不过你说的也对，组里有些小子是有点飘了。我会找机会说说他们，让他们在外面收敛点，别给大哥惹麻烦。好了，这事我知道了，你也不用太操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佐濑甚助知道再劝也是徒劳。组长重情义，认死理，对田中隆信的知遇之恩看得比山还重，在这种心态下，很难理性地看待“偏袒”可能带来的隐患。他只能暗叹一口气，将忧虑压在心底。
而田中隆信那边，对于大木组日益明显的“特殊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团体的不满，似乎全然不知，或者，是故意“忘却”。
他依旧时常召见大木勘助，亲切地询问组内情况，大方地给予各种便利，将大木组高高地架在“亲信”的位置上，仿佛乐于看到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站在风口浪尖。这种态度，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大木组内部的膨胀感，也加剧了外部的嫉恨。
佐濑甚助的日子，因此变得格外艰难。作为组内实际负责对外联络、协调与部分商务谈判的“脸面”，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安抚、结交田中组体系内的其他头目，试图弥合日渐扩大的裂痕。
请喝酒，送些不算贵重但心意到位的礼物，说些圆融场面话……这些应酬，开销不菲。组内公共资金虽然比别的团体宽裕，但也经不起这样持续的“外交”消耗。
很快，佐濑甚助就发现，仅靠他自己的那份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如此频繁的联谊。无奈之下，他只能申请从组内的公共盈余中支取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
这一举动，立刻在组内引起了不小的非议。
“又拿公共的钱去请外人喝酒？佐濑先生最近酒局可真多啊！”
“就是，那些钱可是大家伙一起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他拿去挥霍？”
“我看他整天跟外面那些人勾肩搭背，说不定早就被收买了，吃里扒外！”
“没错！他一个半路加进来的，谁知道安得什么心？说不定就是别人派来的探子！”
诸如此类的风言风语，开始在组内私下流传，尤其在一些原本就对佐濑甚助能力出众、颇受大木勘助重用而感到嫉妒的“元老”中间，更是甚嚣尘上。
他们看不到佐濑甚助奔波应酬是为了缓和外部压力、为大木组争取更宽松的环境，只看到他拿着“大家的钱”去讨好“外人”。
一种被侵犯了利益的愤怒，混杂着对佐濑甚助这个“外来者”根深蒂固的排斥，使得诋毁的声浪越来越高。有人甚至给他起了“硕鼠”、“间谍”之类的污蔑性绰号。
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大木勘助的耳朵里。他起初十分恼怒，在一次组内集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力拍着桌子，脸色铁青地呵斥：“胡闹！简直是胡话！甚助是什么人？是我大木勘助信任的兄弟！
是我们大木组的二把手！他为了组里的事情，整天跑前跑后，累得人都瘦了！你们倒好，不仅不感激，还在背后嚼舌根？说他是间谍？笑话！
我们大木组现在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甚助在这里，除了我，就数他说话管用！他有什么理由去投靠别人？哪个地方能给他这样的位置和信任？混我们这行的，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改换门庭，那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这种混账话，以后谁再敢说，别怪我大木勘助不讲情面！”
这番疾言厉色的维护，暂时压制住了公开的议论。大木勘助心里也清楚，佐濑甚助绝无二心。他看得见佐濑甚助的辛苦与忠诚，也明白那些应酬的必要性。在他朴素的观念里，自己作为组长信任并重用的兄弟，被人如此诋毁，他必须站出来撑腰。
然而，组内暗流涌动的根源，并非仅仅是对佐濑甚助个人的不满。这股怨气之所以能滋生蔓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大木组整体财务状况的悄然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弥漫在整个团体中的浮躁与焦虑。
进入城市仅仅半年，大木组成员们的生活水准，便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当初那些穿着半旧裃裤、脚踩草鞋、满身土气的乡下汉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衣着光鲜、开始讲究起排场的“城里人”。
羽织要选有暗纹的绸料，袴要笔挺无皱，足袋要雪白，木屐要结实油亮。抽的烟丝，从最便宜的碎末换成了罐装的“金蝙蝠”；喝的酒，也从廉价的浊酒变成了清酒，甚至开始品尝西洋来的“啤酒”。
下了工，不再仅仅是围在町屋里赌小钱或吹牛，而是呼朋引伴地去街上的“料理屋”吃几碟小菜，去“寄席”听落语，或者更奢侈一点，凑钱去有艺伎陪酒的“待合茶屋”见见世面。
见识了城市的繁华，享受过更好的物质，人的欲望便如同破堤的洪水，再难收回。最初，大家还恪守着组里的规矩，每月收入，除基本开销外，会按照约定比例（起初是三成）投入公共资金，用于组屋租金、工具购置、应急储备以及佐濑甚助的“活动经费”等。
但随着个人开销越来越大，能投入到公共资金里的比例自然开始缩减。从三成降到两成，再到一成……后来，许多人发现自己每月领到的“份钱”，在支付了日益增长的个人享乐开销后，竟然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
更要命的是，组内没有任何成文的、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措施。收入分配大致凭大木勘助和佐濑甚助商议决定，公共资金的支出也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
这种松散的管理，在面对一群骤然暴富（相对以往）、又缺乏长远规划和自律的年轻人时，无异于灾难。
许多人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钱刚一到手，便迫不及待地流向赌场、酒馆、服装店和妓院。为了充面子，购买根本不懂欣赏的廉价书画挂在住处；为了模仿贵族风雅，去学根本坐不住的茶道或花道（往往是浅尝辄止，钱却花了不少）；为了追求刺激，沉迷于新兴的“竞马”（赛马）博彩。到了月底，往往囊中空空，甚至欠下赌债。
于是，町屋里开始出现这样的景象：月初发钱时，人人喜笑颜开，呼朋引伴外出潇洒；月中便开始有人唉声叹气，四处蹭饭借钱；到了月底，则是一片愁云惨雾，不少人红着脸、搓着手，去找组长大木勘助“预支”下月薪水，或者恳求“暂时周转”以偿还赌债。
大木勘助骨子里仍保留着乡下人的淳朴与重情。看着这些跟自己从村里出来的兄弟一副落魄相，他狠不下心拒绝。最初是拿自己的钱接济，后来自己的钱也不够，便只能动用组内本已日渐干涸的公共资金。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个人挥霍导致公共投入减少和组长贴补，公共资金减少又影响组内正常运营和必要的“外交”开支（佐濑甚助的经费），组长的贴补则进一步模糊了公私界限，助长了某些人“有困难找组长”的依赖心理。
大木勘助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他多次召集组员，苦口婆心地劝说：“兄弟们，钱要省着点花！我们出来是挣前途的，不是来享乐的！别忘了家里的父母妻儿还在等着我们寄钱回去！现在这样寅吃卯粮，万一有个急事，拿什么应对？组里的公帐也快见底了！”
下面的人听着，有的低头不语，有的面露愧色，但更多的人则是左耳进右耳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组长说得对，我们一定改！” 转过身，一旦手里有了钱，或者被同伴一怂恿，立刻将劝诫抛到九霄云外，再次陷入消费的狂欢。
城市的诱惑太大了，那种即时满足的**，与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一年所得微薄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他们如同闯进糖果屋的孩子，很难克制住自己。
在这种整体浮躁、追求享乐的氛围中，依旧保持着清醒、自律和勤勉的佐濑甚助，便显得愈发格格不入。
他穿着始终整洁但毫不奢华的衣物，饮食简单，不涉足赌场和高级妓院，闲暇时多是独自在住处读书，或者练习剑术。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组务和对外联络中。
由于他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又确实有能力，在与一些有身份的豪商、甚至个别下级武士出身的官吏打交道时，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渐渐地，一些重要的谈判或接洽，对方会指名希望由“佐濑先生”来负责。
这种“指名”，在佐濑甚助看来是责任和压力，但在某些组内“元老”眼中，却成了刺眼的荣耀和利益独占。他们觉得，这些“好差事”本该是大家的，凭什么你佐濑甚助一个人独占风头？
是不是私下里吃了独食？
那种因见识和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自卑与嫉妒，混合着“老子是跟组长从村里一起打拼出来”的莫名优越感，转化为对佐濑甚助持续不断的刁难与排挤。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频繁的“打秋风”。几个自诩“元老”的组员，常常以各种理由跑到佐濑甚助的住处——有时是说家里老母生病急需用钱，有时是说看中了一件好东西手头紧，有时干脆就是“最近运气背，借点钱翻本”。借的数额不大，但次数频繁，而且几乎都是有借无还。
佐濑甚助起初碍于同组情面，加之自己确实有些积蓄（他开销小），还能应付。但久而久之，也感到不胜其烦。
尤其是当他发现有些人借钱根本不是为了所说的正当理由，而是拿去挥霍后，便果断地开始拒绝。
这一拒绝，立刻捅了马蜂窝。
“呸！装什么清高！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就是，大家都是兄弟，借点钱周转一下都不肯，眼里只有钱！”
“我看他啊，把钱都攒着，说不定是想另立山头呢！”
“没错，平时一副谁都看不起的样子，跟那些有钱人说话倒是客气得很！就是个见利忘义的势利眼！”
污蔑和抱怨变本加厉。甚至他自掏腰包举办联谊会，试图改善与其他团体关系的行为，也被人曲解：“看，又拿自己的钱去巴结外人了！果然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谁知道他私下收了人家多少好处？”
大木勘助的公开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佐濑甚助，让他不至于被直接赶出组去。但那种无形的孤立和敌意，如同潮湿阴冷的雾气，弥漫在町屋的每一个角落。
组员们表面上对他依旧客气，称呼一声“佐濑先生”，但背过身去，便是窃窃私语和冷漠的眼神。
在一些需要协作的任务中，故意拖延、提供错误信息等小动作也时有发生。佐濑甚助变得越发沉默，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处理组务，联络关系，回到町屋时，往往直接回到自己那间狭小的居室，很少再参与众人的闲聊与娱乐。
夜深人静时，他独自坐在灯下，擦拭着那把跟随他多年的短刀。刀身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幽冷的光泽。窗外是若松城不夜的隐约喧嚣，屋内却是一片冰冷的寂静。
他能感觉到大木组这艘刚刚启航、看似风光的船，内部正在被享乐的蛀虫和狭隘的嫉恨一点点蛀空。
他收起刀，吹熄了灯，躺在坚硬的铺盖上，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前路茫茫，而他和大木组，似乎正朝着一个危险的漩涡，不由自主地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