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紧邻商业町的区域,一座原先属于某没落商家的宽敞町屋,如今门楣上挂起了崭新的“大木组”木牌。房子经过修葺,虽不及那些华族宅邸气派,却也干净齐整,门前还摆了两盆修剪过的松树盆栽,显出几分不同寻常町屋的郑重。这里便是大木组在若松城内的本据。
得益于田中隆信明里暗里的扶持与偏袒,大木组这半年多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堪称顺风顺水。组长大木勘助带着一帮从会津乡下来的淳朴汉子,竟在这鱼龙混杂的城里稳稳站住了脚,甚至有了些蒸蒸日上的气象。
他们承接的活计,多是田中组庞大业务网络中油水丰厚、风险相对较低的“美差”:负责几条繁华商店街的“秩序维持”(实则是保护费收取与管理),看护几家信誉良好、按时缴纳“协力金”的赌场与汤屋(澡堂兼色情场所),偶尔还负责为某些与田中组关系密切的商人押运重要货物。
这些活计,收益稳定,麻烦不多,远比那些需要真刀真枪与敌对团体争夺地盘、或者追讨烂账的“脏活累活”要强得多。
更让其他依附于田中组的小团体眼红的是,许多能快速积累名望、扩展人脉的“好事”,也往往优先落在大木组头上。
比如,城下町某处年久失修的小桥坍塌,影响行人,田中隆信便会“指派”大木组出面,组织人手,运来木料(往往是田中组名下木材行“友情赞助”,打个极低的折扣,甚至只是挂账),热热闹闹地将桥修好。
届时,自然会有安排好的町人代表送来感谢状,甚至请来小报记者(若松也有几家小报)写上一篇“浪子回头、造福乡梓”的短文,为大木勘助和其组员博取“义侠”之名。
再比如,城中举办小型祭典或商户联合活动,负责维持外围秩序、避免流氓滋事的“光荣任务”,也常由大木组承担。这些事,看似辛苦,实则接触面广,能在普通町人乃至一些小商人中间建立良好印象,对未来发展隐惠颇多。
这种明显的、近乎过分的偏袒,不仅体现在活计分配上,更渗透到日常的点点滴滴。大木组向田中组名下的钱庄借款购置工具、租赁仓库,利息低得近乎象征性,还款期限宽松无比。
偶尔大木勘助手头紧,去田中隆信那里支取些应急款项,往往只需一张随意写就的欠条,有时田中隆信心情好,甚至会拍着大木勘助的肩膀说:“勘助啊,上次那笔小钱,我看也不用还了,就当大哥给你和兄弟们添些酒钱!”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慷慨,让大木组的财务压力远小于其他同样规模的小团体。
起初,大木组的成员们对这份“厚遇”还感到受宠若惊,做事格外卖力,生怕辜负了田中组长的“信任”。
组长大木勘助更是时常告诫组员要懂得感恩,做事要更加勤勉谨慎。然而,人心总是易变的。
当这种偏袒成为常态,当看到其他小团体为了争夺一些残羹冷炙而打破头,自己这边却能轻松拿到肥差美事时,一种微妙的、近乎理所当然的心态,便开始在大木组内部滋生。
他们开始觉得,这些好处是自己应得的,是因为大木组“能干”、“听话”,才得到田中组长的赏识。他们开始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田中组麾下的团体区分开来,隐隐有了一种“嫡系”、“亲兵”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在与其他团体打交道时,便不免流露出来。言语间少了几分客气,多了几分随意甚至轻慢。
分配共同任务时的收益,大木组也渐渐习惯于自己多占一份,觉得理所当然。佐濑甚助作为组内的二把手,心思缜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变化。他多次在私下里,或是在只有大木勘助和几个核心成员在场的小会上,委婉地提出警告。
“组长,”一次在町屋后间的小室里,佐濑甚助神色凝重地对正在擦拭烟管的大木勘助说道,“最近……其他几家(指田中组旗下其他团体)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上次联合去‘清尾’(处理赌场烂账),最后分润时,我们多拿了两成,三郎他们(另一个小团体)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到他们的若头,脸色很不好看。”
大木勘助将烟丝仔细地塞进铜烟锅,不以为意地“嗯”了一声,划亮火柴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吐出淡蓝色的烟雾。“三郎那边,上次他们自己办事不力,差点搞砸了南町的场子,还是我们带人过去帮着平息的。多拿一点,也是应当。隆信大哥也说过,做得好,自然赏得多。” 他的语气里,带着对田中隆信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一丝因被赏识而产生的底气。
佐濑甚助眉头微蹙,往前倾了倾身:“组长,话虽如此……但人心难测。我们得到的已经比旁人多了太多。树大招风,过犹不及啊。是不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稍微让一点,或者,请田中组长将一些机会也分给其他家一点?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现在组里有些兄弟,在外面说话办事,口气未免太大了些,我担心……”
“
甚助,你太小心了。”大木勘助打断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是爽朗的笑,“我们是隆信大哥一手带起来的,大哥信我们,我们只要对大哥忠心,把事情办好,就行了。其他人怎么看,怎么说,随他们去。江湖上,终究还是看实力,看情分。我们跟大哥的情分,他们比不了。”
他顿了顿,又抽了口烟,语气稍微认真了点:“不过你说的也对,组里有些小子是有点飘了。我会找机会说说他们,让他们在外面收敛点,别给大哥惹麻烦。好了,这事我知道了,你也不用太操心。”
话说到这个份上,佐濑甚助知道再劝也是徒劳。组长重情义,认死理,对田中隆信的知遇之恩看得比山还重,在这种心态下,很难理性地看待“偏袒”可能带来的隐患。他只能暗叹一口气,将忧虑压在心底。
而田中隆信那边,对于大木组日益明显的“特殊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团体的不满,似乎全然不知,或者,是故意“忘却”。
他依旧时常召见大木勘助,亲切地询问组内情况,大方地给予各种便利,将大木组高高地架在“亲信”的位置上,仿佛乐于看到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站在风口浪尖。这种态度,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大木组内部的膨胀感,也加剧了外部的嫉恨。
佐濑甚助的日子,因此变得格外艰难。作为组内实际负责对外联络、协调与部分商务谈判的“脸面”,他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安抚、结交田中组体系内的其他头目,试图弥合日渐扩大的裂痕。
请喝酒,送些不算贵重但心意到位的礼物,说些圆融场面话……这些应酬,开销不菲。组内公共资金虽然比别的团体宽裕,但也经不起这样持续的“外交”消耗。
很快,佐濑甚助就发现,仅靠他自己的那份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如此频繁的联谊。无奈之下,他只能申请从组内的公共盈余中支取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
这一举动,立刻在组内引起了不小的非议。
“又拿公共的钱去请外人喝酒?佐濑先生最近酒局可真多啊!”
“就是,那些钱可是大家伙一起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他拿去挥霍?”
“我看他整天跟外面那些人勾肩搭背,说不定早就被收买了,吃里扒外!”
“没错!他一个半路加进来的,谁知道安得什么心?说不定就是别人派来的探子!”
诸如此类的风言风语,开始在组内私下流传,尤其在一些原本就对佐濑甚助能力出众、颇受大木勘助重用而感到嫉妒的“元老”中间,更是甚嚣尘上。
他们看不到佐濑甚助奔波应酬是为了缓和外部压力、为大木组争取更宽松的环境,只看到他拿着“大家的钱”去讨好“外人”。
一种被侵犯了利益的愤怒,混杂着对佐濑甚助这个“外来者”根深蒂固的排斥,使得诋毁的声浪越来越高。有人甚至给他起了“硕鼠”、“间谍”之类的污蔑性绰号。
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大木勘助的耳朵里。他起初十分恼怒,在一次组内集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力拍着桌子,脸色铁青地呵斥:“胡闹!简直是胡话!甚助是什么人?是我大木勘助信任的兄弟!
是我们大木组的二把手!他为了组里的事情,整天跑前跑后,累得人都瘦了!你们倒好,不仅不感激,还在背后嚼舌根?说他是间谍?笑话!
我们大木组现在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甚助在这里,除了我,就数他说话管用!他有什么理由去投靠别人?哪个地方能给他这样的位置和信任?混我们这行的,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改换门庭,那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这种混账话,以后谁再敢说,别怪我大木勘助不讲情面!”
这番疾言厉色的维护,暂时压制住了公开的议论。大木勘助心里也清楚,佐濑甚助绝无二心。他看得见佐濑甚助的辛苦与忠诚,也明白那些应酬的必要性。在他朴素的观念里,自己作为组长信任并重用的兄弟,被人如此诋毁,他必须站出来撑腰。
然而,组内暗流涌动的根源,并非仅仅是对佐濑甚助个人的不满。这股怨气之所以能滋生蔓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大木组整体财务状况的悄然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弥漫在整个团体中的浮躁与焦虑。
进入城市仅仅半年,大木组成员们的生活水准,便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当初那些穿着半旧裃裤、脚踩草鞋、满身土气的乡下汉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衣着光鲜、开始讲究起排场的“城里人”。
羽织要选有暗纹的绸料,袴要笔挺无皱,足袋要雪白,木屐要结实油亮。抽的烟丝,从最便宜的碎末换成了罐装的“金蝙蝠”;喝的酒,也从廉价的浊酒变成了清酒,甚至开始品尝西洋来的“啤酒”。
下了工,不再仅仅是围在町屋里赌小钱或吹牛,而是呼朋引伴地去街上的“料理屋”吃几碟小菜,去“寄席”听落语,或者更奢侈一点,凑钱去有艺伎陪酒的“待合茶屋”见见世面。
见识了城市的繁华,享受过更好的物质,人的欲望便如同破堤的洪水,再难收回。最初,大家还恪守着组里的规矩,每月收入,除基本开销外,会按照约定比例(起初是三成)投入公共资金,用于组屋租金、工具购置、应急储备以及佐濑甚助的“活动经费”等。
但随着个人开销越来越大,能投入到公共资金里的比例自然开始缩减。从三成降到两成,再到一成……后来,许多人发现自己每月领到的“份钱”,在支付了日益增长的个人享乐开销后,竟然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
更要命的是,组内没有任何成文的、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措施。收入分配大致凭大木勘助和佐濑甚助商议决定,公共资金的支出也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
这种松散的管理,在面对一群骤然暴富(相对以往)、又缺乏长远规划和自律的年轻人时,无异于灾难。
许多人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钱刚一到手,便迫不及待地流向赌场、酒馆、服装店和妓院。为了充面子,购买根本不懂欣赏的廉价书画挂在住处;为了模仿贵族风雅,去学根本坐不住的茶道或花道(往往是浅尝辄止,钱却花了不少);为了追求刺激,沉迷于新兴的“竞马”(赛马)博彩。到了月底,往往囊中空空,甚至欠下赌债。
于是,町屋里开始出现这样的景象:月初发钱时,人人喜笑颜开,呼朋引伴外出潇洒;月中便开始有人唉声叹气,四处蹭饭借钱;到了月底,则是一片愁云惨雾,不少人红着脸、搓着手,去找组长大木勘助“预支”下月薪水,或者恳求“暂时周转”以偿还赌债。
大木勘助骨子里仍保留着乡下人的淳朴与重情。看着这些跟自己从村里出来的兄弟一副落魄相,他狠不下心拒绝。最初是拿自己的钱接济,后来自己的钱也不够,便只能动用组内本已日渐干涸的公共资金。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个人挥霍导致公共投入减少和组长贴补,公共资金减少又影响组内正常运营和必要的“外交”开支(佐濑甚助的经费),组长的贴补则进一步模糊了公私界限,助长了某些人“有困难找组长”的依赖心理。
大木勘助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他多次召集组员,苦口婆心地劝说:“兄弟们,钱要省着点花!我们出来是挣前途的,不是来享乐的!别忘了家里的父母妻儿还在等着我们寄钱回去!现在这样寅吃卯粮,万一有个急事,拿什么应对?组里的公帐也快见底了!”
下面的人听着,有的低头不语,有的面露愧色,但更多的人则是左耳进右耳出。当面答应得好好的:“组长说得对,我们一定改!” 转过身,一旦手里有了钱,或者被同伴一怂恿,立刻将劝诫抛到九霄云外,再次陷入消费的狂欢。
城市的诱惑太大了,那种即时满足的**,与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一年所得微薄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他们如同闯进糖果屋的孩子,很难克制住自己。
在这种整体浮躁、追求享乐的氛围中,依旧保持着清醒、自律和勤勉的佐濑甚助,便显得愈发格格不入。
他穿着始终整洁但毫不奢华的衣物,饮食简单,不涉足赌场和高级妓院,闲暇时多是独自在住处读书,或者练习剑术。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组务和对外联络中。
由于他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又确实有能力,在与一些有身份的豪商、甚至个别下级武士出身的官吏打交道时,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渐渐地,一些重要的谈判或接洽,对方会指名希望由“佐濑先生”来负责。
这种“指名”,在佐濑甚助看来是责任和压力,但在某些组内“元老”眼中,却成了刺眼的荣耀和利益独占。他们觉得,这些“好差事”本该是大家的,凭什么你佐濑甚助一个人独占风头?
是不是私下里吃了独食?
那种因见识和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自卑与嫉妒,混合着“老子是跟组长从村里一起打拼出来”的莫名优越感,转化为对佐濑甚助持续不断的刁难与排挤。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频繁的“打秋风”。几个自诩“元老”的组员,常常以各种理由跑到佐濑甚助的住处——有时是说家里老母生病急需用钱,有时是说看中了一件好东西手头紧,有时干脆就是“最近运气背,借点钱翻本”。借的数额不大,但次数频繁,而且几乎都是有借无还。
佐濑甚助起初碍于同组情面,加之自己确实有些积蓄(他开销小),还能应付。但久而久之,也感到不胜其烦。
尤其是当他发现有些人借钱根本不是为了所说的正当理由,而是拿去挥霍后,便果断地开始拒绝。
这一拒绝,立刻捅了马蜂窝。
“呸!装什么清高!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就是,大家都是兄弟,借点钱周转一下都不肯,眼里只有钱!”
“我看他啊,把钱都攒着,说不定是想另立山头呢!”
“没错,平时一副谁都看不起的样子,跟那些有钱人说话倒是客气得很!就是个见利忘义的势利眼!”
污蔑和抱怨变本加厉。甚至他自掏腰包举办联谊会,试图改善与其他团体关系的行为,也被人曲解:“看,又拿自己的钱去巴结外人了!果然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谁知道他私下收了人家多少好处?”
大木勘助的公开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佐濑甚助,让他不至于被直接赶出组去。但那种无形的孤立和敌意,如同潮湿阴冷的雾气,弥漫在町屋的每一个角落。
组员们表面上对他依旧客气,称呼一声“佐濑先生”,但背过身去,便是窃窃私语和冷漠的眼神。
在一些需要协作的任务中,故意拖延、提供错误信息等小动作也时有发生。佐濑甚助变得越发沉默,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处理组务,联络关系,回到町屋时,往往直接回到自己那间狭小的居室,很少再参与众人的闲聊与娱乐。
夜深人静时,他独自坐在灯下,擦拭着那把跟随他多年的短刀。刀身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幽冷的光泽。窗外是若松城不夜的隐约喧嚣,屋内却是一片冰冷的寂静。
他能感觉到大木组这艘刚刚启航、看似风光的船,内部正在被享乐的蛀虫和狭隘的嫉恨一点点蛀空。
他收起刀,吹熄了灯,躺在坚硬的铺盖上,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前路茫茫,而他和大木组,似乎正朝着一个危险的漩涡,不由自主地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