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夫利达宫的空气在那一天几乎是可以用手切开的，灰蒙蒙的天空从大理石窗框外压下来，宛如临冬的棉被，把彼得格勒的每一块石头都捂进一场缺氧的昏厥之中。照会的消息像一条裹着硫磺味的蛇一样爬进苏维埃，很快在这座宫殿里游走开来。走廊、台阶、会议厅，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人们的呼吸和怒骂，靴子踩在木地板上发出的沉闷声响，和那些焦躁的喊声搅在一起，犹如一场临产前的阵痛。
桐原信马挤在苏维埃的代表中，身边是一群红着眼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声音掺杂着劣质伏特加的辛辣气味和革命宣传单上的油墨味，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直指临时政府的背叛。有人嚷嚷说面包比沙皇时代还要少，有人抱怨孩子连牛奶都喝不上，更多的人则以近乎宗教般的口吻咒骂临时政府将“沙皇的义务”重新端上了桌子。那些义务，意味着进攻、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战争不知疲倦地从尸堆中伸出舌头。
大厅内的气氛涨到一种荒谬的程度。每一个代表似乎都认定——这一天，这个执行委员会会顺水推舟，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议：推翻临时政府，或者至少公开与之对抗。毕竟他们手里有兵，十五万彼得堡卫戍军，波罗的海舰队大半的水兵，工人阶级和农民已经把苏维埃当作唯一的庇护者。只要一个决议，临时政府的幕布就会像纸糊的一样被戳穿，彼得格勒的天空便会属于这些人。信马冷静地站在人群里，眼睛里映照着众人的狂热，他没有发言，只是观察，那些目光，那些鼓胀的血管，那些指节捏白的拳头，像是一座将要爆炸的火药库。
然而，执行委员会的小会议室里迟迟没有传来结果。从上午到傍晚，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走廊里也塞满了，空气仿佛被压缩成了凝固的煤气。
人群的喧嚣在“策烈铁里！”的呼喊声中骤然集中起来。一个矮小、长着八字胡的男子走上主席台，他的身影在昏黄的吊灯下显得异常滑稽，好像一个杂耍艺人要在此处为众人变戏法。那胡子让人想起斯大林，声音也同样带着明显的格鲁吉亚口音。人们屏息，甚至有人下意识地把帽子捂在胸前，仿佛这一刻会诞生一个新的历史。而策烈铁里开口的第一句话，便像一桶冰水，毫不留情地泼在这间窒息的大厅里。
“这个文件，”他举起手里的照会，语气庄重得近乎矫饰，“破坏了苏维埃同临时政府合作的基础，政府必须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人群先是静默了一瞬，随即炸开。有人喊：“什么答复？！”有人骂：“难道还要支持临时政府吗？！”信马静静地看着，唇角微微一抽，仿佛看见一群赌徒在牌桌前以为自己握着王牌，却被发牌人用一句话宣布洗牌。
策烈铁里继续说：“我们不能号召群众。号召群众固然容易，可是动员群众之后，谁能保证它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内战？因此，执行委员会决定：推迟。通过同临时政府的新谈判来解决。”
大厅里的空气陡然凝固，人群像被一柄无形的手攥住了喉咙。然后爆发了——不是欢呼，而是愤怒。布尔什维克怒吼着骂他们背叛，无党派代表瞪大眼睛仿佛被人背后捅了一刀，就连部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站起来质问：为什么要妥协？为什么要将工人、农民、士兵一次又一次推向失望？
信马看着这场愤怒，心中却没有任何惊讶。他知道，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所需要的。列宁不会急于发动起义，他会耐心等待，等待临时政府将自己送进坟墓。失败会带来比任何演说更锐利的刀锋，而民众的失望，才是革命最可靠的燃料。于是，在此刻的嘶吼和辱骂之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只会冷笑。他们要的不是今天的胜利，而是夏季的崩溃。
策烈铁里的声音在混乱中逐渐模糊，像是一只落在战场上的苍蝇，拼命扇动翅膀，却被炮火和血腥淹没。桐原信马微微仰头，看向大厅高处那面斑驳的穹顶，心中涌上一种奇怪的感受：这不是革命的高潮，而是悲剧的序曲。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参与了伟大的历史时刻，可在他看来，这一切更像是一场剧院里的排练，演员们在舞台上歇斯底里，而真正的剧情，还要等到布景彻底坍塌时才会开始。
在这座宫殿里，数千张面孔因愤怒而扭曲，数千只拳头因失望而挥舞，可决议却是那样的软弱、暧昧、荒谬。临时政府得以苟延残喘，而布尔什维克则在阴影中按捺笑意。彼得格勒的夜色慢慢降临，像一张巨大的墨布笼罩住一切。信马走出塔夫利达宫时，风里带着冰冷的潮湿，他点燃一支烟，望着不远处依然闪烁着煤气灯的街道。
斯大林在大厅外的草坪上与桐原并肩站着，他的脸庞在微弱的煤气灯光下显得格外冷硬。斯大林的声音低沉，带着粗粝的口音：“让他们接着打，这样才能成事。”
桐原点点头，他听得懂——布尔什维克要在态度上旗帜鲜明地反战，却绝不会真的去阻止临时政府的战争，因为那场战争本身就是最致命的毒药，足以腐烂掉临时政府的最后神经。他们要做的，只是等候俄罗斯崩溃的声音。
不久后，大厅里的打斗声逐渐稀落，只剩下一些疲惫的叫骂与沙哑的喘息。桐原被柯伦泰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塔夫利达宫一间昏暗的办公室。屋子里的灯光比大厅柔和许多，墙上挂着几幅旧油画，空气中弥漫着墨水和尘土的气息。列宁坐在书桌后，他看上去比瑞士时瘦了些，却精神亢奋，双眼闪烁着近乎病态的光芒。桐原暗暗想，权力果然是男人最好的兴奋剂，甚至比酒精和叶子还要刺激。
“列宁同志。”桐原低声招呼。列宁抬起头，笑了笑，露出一点疲惫却坚定的神色。
“片山同志，坐吧。”他习惯性地用这个化名称呼桐原，似乎这一称谓本身就带有某种政治保护的意味。外面依旧传来零星的叫喊与打斗声，但在这个办公室里，安静得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桐原没有绕弯子，他直截了当地问：“起义的时间是？”他知道答案，但依然要问，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也是一次忠诚的试探。
列宁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现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执行自杀政策，绞索已经套进了脖子，但脚下的凳子还没踢掉。”他的比喻冷峻而形象。
“俄罗斯民族天生好斗，而且欺软怕硬。”列宁缓缓说道，“现在德国和奥匈在前线还在节节试探，在许多人看来，是软弱可欺。所以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还会有一些愚蠢的支持者……如果他们组织的进攻失败，我们就胜利了。”
桐原明知故问：“真的会有进攻？”
列宁点点头，脸上露出一种近乎荒诞的苦笑。“会！事情就是这么荒唐。那些在沙皇统治下最激烈反战的政客，现在却要命令一支瓦解的军队去送死。他们拒绝唾手可得的和平，却选择走向毁灭。”
桐原不由自主地嗤笑一声，他甚至不用预知未来，就知道俄军在前线必定一败涂地。
“我们当然要反对，要组织游行和抗议，这是表面的立场！政治家就是要在最弱势的时候仍旧立场鲜明，哪怕遭人唾骂。但真正的武装起义还不是时候。群众还在幻想胜利，如果我们现在动手，就是自寻死路。”
桐原点点头，他理解这背后的逻辑——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还拥有镇压的力量，但那股力量正在消耗。等到他们发动进攻，被德奥联军彻底击碎，等到前线溃败与绝望如海啸般回流彼得格勒，那才是起义的时刻。
列宁目光深邃地望向昏暗的天花板，缓缓吐出一句话：“我想，在九月或者十月，我们就会进行二次革命。”
那声音像是某种预言，轻轻落在办公室的空气里，却比外头所有的叫喊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