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电报似乎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商务传真”的东西——假电报，夹杂在普通邮件里一块来。
六天前，一个星期三，一封商务传真悄然滑进了“黑川愚作”后门堆积如山、约三年厚度的邮堆里——量大概能塞满两个便签收纳箱。大多是广告传单，所以我向来无视，只偶尔踱下去踢上几脚，试图翻出点有趣的零碎。重要邮件都寄给我的行政书士；真正重要的人都知道，直接联系我通常徒劳无功。
立花隆（Tachibana Takashi） 本该清楚这点，但他八成忘了。当我一脚踢向那堆邮件时，传真纸滑过冰冷的复合地板，我犹豫片刻，还是捡了起来。这是意料之外的事，而根据我的经验，意料之外往往意味着麻烦。管他呢，我读了。
“2013年5月21日 星期日 当诣府拜谒。有要事相告，且为喜讯。伏望足下务必于府中静候。恳切之至。深此致意，敬颂近祺。
立花 顿首。”
好消息？
我瞬间如芒在背。立花隆是我们唱片公司Being Group的头儿。当他说“好消息”，潜台词必然是某时某处有大钱可赚。我立刻盘算着那天离开东京，虽然心里预感总有事会绊住我——估计也走不成。
我把传真扔回纸堆，假装没读过、没收过、一切如常，然后顺着狭窄的螺旋金属楼梯爬回主舱。早餐还没吃，我那所谓的厨房兼餐厅在东翼单元。
“黑川愚作”，又名“中银诅咒塔”，看起来活脱脱是座新陈代谢派建筑，实则不然。它有个区域酷似微缩枯山水庭园，却不见佛塔或墓石的踪影。
黑川安太郎（Kurokawa Antaro），生于1880年，死于1935年，京都一位成功西阵织商人的独子。
他壮大父业，将小富积成巨财，约在明治四十年代初（1907年左右）迁居东京，着手打造另一个生丝贸易与纺织帝国。他一直有些古怪：让男女仆佣身着歌舞伎戏服——男管家扮立役主角，女佣扮花魁——并在位于青山的和洋折衷宅邸里，竖起一座巨大的石灯笼，惹得邻居抱怨，群鸦盘踞。但在大正年间的尺度下，这些怪癖尚属温和，何况他还是个表面虔敬的净土真宗信徒、尽责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至少，在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夺走其妻千代与他们唯一的孩子之前，确实如此。那孩子出生仅两周，尚未在寺庙举行命名仪式。黑川安太郎的悲痛因深知婴儿灵魂恐难渡往极乐而加剧；他开始酗酒（清酒混威士忌），彻夜难寐；他的医生开出了劳丹酊。
黑川安太郎的哀悼逾越了社会容忍的疆界：他在青山的宅邸以及镰仓的别墅，尽披黑布。家具悉数涂上黑漆，榻榻米被染黑的草席取代，所有浮世绘与家族照片覆上黑幔，仆人被勒令换上深黑色丧服。绝大多数人因此离职。
黑川安太郎开始频繁拜访本寺住持，由一位面露窘迫却报酬丰厚的律师陪同，显然是想在佛经或教义中为亡子寻求灵魂救赎的缝隙。住持、其所属总寺院的本山主持，以及几位博学僧人都尝试开解，但均遭拒绝。他不再踏入寺庙，拒绝举行任何法事供奉。
他的商业帝国因此衰颓，因为他耗费大量时间给住持、主持、宗派领袖乃至京都总本山写信，苦求为儿子灵魂安息网开一面；他自费印刷小册子，宣扬重新诠释某些经文。接着，他竟在当地寺庙外静坐示威——坐在他购置的黑色灵车里，同时他工厂的部分工人举着木牌游行，呼吁改革宗教教义。
这些工人本身也是佛教徒，各自的住持告诫他们，即便三倍薪酬，参与此等不得体的示威也于修行无益，更对逝去的孩子毫无帮助。于是黑川安太郎从浅草雇来赌徒和无赖；这些人对香客污言秽语，在寺院大门撒尿，与警察殴斗。
黑川安太郎无视了仅存的几位朋友愈发严厉的警告与疏远的建议，很快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此刻，他那疏于照管的商业帝国濒临崩溃，遂将其变卖。警方的强制命令最终掐灭了他示威的效力，他黯然退出，心碎且痛苦，却依旧执迷不悟——一个富有却几乎无权无势的人。
他的挫败感凝为怨恨。那些小册子开始在各个方面竭力诋毁佛教各宗派，最终内容也变得令人发指，印刷厂拒绝承印。黑川安太郎买下一家小型活版印刷作坊，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直到作坊亦被出版禁令和诽谤诉讼的风暴冲垮。1925年，他被总本山正式逐出教门。
黑川安太郎仍决心报复佛门。几经思量并灌下更多威士忌后，他决定利用手中尚存的几处物业之一：位于东京芝区（如今的港区）、靠近增上寺的一块狭小地皮。他几乎变卖了所有其他财产，付了巨额费用给一位至今匿名的、疑似辰野金吾风格的建筑师，并且——据传闻——花了更大一笔钱打通东京市议会至少一名议员的关节，以确保建筑许可顺利到手。
他建起了自己的“慰灵堂”。某建筑杂志嘲讽其设计是“对辰野风赤色红砖建筑的拙劣模仿，混搭比例失调的拟唐破风，活像座精神错乱的西洋玩偶屋”。建筑在几乎所有细节上都竭力模仿佛寺结构：正殿、回廊、核心内殿、储藏室、地窖、坐垫、祭坛；甚至塔顶悬挂着梵钟（黑川安太郎命人从内部凿裂它们，使其音色如破锣般刺耳，但另一道政令最终阻止了它们被鸣响）。
地块后方的空地被他改建为模拟墓地，雇请对佛教心怀不满的石匠，为过去十年里那些被他树敌的对象刻制墓碑。每块石碑都精确刻着生年，但其后记录的日期，则是黑川安太郎认定此人不再配活着、并与之决裂的时刻。
他的住持、一位本山主持、两位宗派权威，竟和一群律师、公司职员、法官、新闻记者、市会议员及建筑工头并肩“安眠”——仿佛他们在1920年席卷全城的一场针对特定职业的可怕报应中，集体被“清算”。
此地被唤作“黑川愚作”，或——出于对其外观的嘲讽——“芝区赤色怪建筑”。它引发了巨大争议，成为东京的奇谈怪闻焦点。旅游指南提及它，民众写信给东京市政厅要求拆除，一小撮离经叛道的激进知识分子组建了“愚作保存协会”，而建筑外墙上人手可及的红砖，被刮削出各式辱骂刻痕。
黑川安太郎愤然反击，命人塑了一尊观音像，将千代化为观音，那个未行法事的儿子则成了善财童子。
黑川安太郎晚年宣称——在他死后许久才私下油印出版的小册子中——其子确乃清净感应而生；新婚夜他尝试圆房，却在离目标仅几寸之际早泄；他狼狈撤退，自称此后羞愧难当，再不敢尝试。然而，他的体液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在短暂空途后存活，于千代那朵女性花蕊的微敞之心找到落脚点；虽只微露一线，却足以让那颗雄子奋力溯游，穿过千代的防御膜，最终与雌子结合。
黑川安太郎视此迹近神佛遗迹，也是他期盼爱子在彼岸能得特殊对待的缘由之一……但这亦是极其私密的细节，他认为难以对佛门权威启齿。
1935年，黑川安太郎因收集的成堆纸张、小册和印刷雕版漏电起火丧生。大火严重焚毁了西侧回廊。他身受大面积烧伤，尽管在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苦撑——甚至一度显露好转迹象——终在数周后的昭和天皇即位纪念日离世。
黑川安太郎在遗嘱中预留充足资金维护这座愚作；这笔钱支撑起了缓慢但持续的修缮。建筑所有权移交尚存的“愚作保存协会”，他们将其用作左翼思想书籍仓库。1943年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它，却无法出售；因为黑川安太郎遗嘱中明确禁止拆除此楼或对其根本性的怪异形态进行大幅改动。
我于2011年买下“黑川愚作”，当时我决定从喧嚣尘世隐退。
自那以后，它始终予我如家般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