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结局或许一开始就是注定的，从这个老旧而又死板的帝国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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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舰长F. J. Cartwright相处的比较融洽，和其他军官们也是一样，我和枪炮长讨论了舰船上武备的情况，还提出了一些我自己的改进想法，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讨论布雷的问题，毕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对于那些零零散散的4寸炮，我从来没打算指望它们——所以我的炮术也并不算好。
这些讨论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38年11月，我在朴次茅斯接受了改装，其中许多内容参考了我的意见。
这段时间我也在持续看报纸，了解张伯伦首相的慕尼黑协定，德奥合并之类的事情，欧洲的气氛确实越来越紧张，军官们聊天的时候都认为会有一场战争，但是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战争可能到40年代才爆发。
不过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战前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是护送法国总统去英国访问，大概是在39年3月，我并不清楚具体内容，但是我想也许和欧洲的局势有关。
虽然船员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并不知情，但是舰长和我是知道自己的任务的。
由于我在扫雷和布雷作业方面的一些研究——这主要是由于驱逐舰舰娘其实并不多，海军部认为与其安排我去某个区域做具体工作，不如留在本土训练水手们，不过这个计划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手储备取消了。
如果这件事成真，我估计还会一直留在朴次茅斯，不会有参加那些大型战斗的机会。
39年8月，作为本土舰队的一员，我参加了阅舰式。听着德国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一个月后就会爆发一场大战。
当德国人向波兰人索要但泽——倒不如说是以但泽为借口开战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就加入了战争，德国海军并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是防止它从北海里钻出来跑到大西洋去，尤其是要防御狡猾的德国潜艇击沉我们宝贵的商船，所以我和我的姐姐Esk在北海和英国海岸附近布雷。
随后我就有了承担更大职责的机会，作为......可能是这级驱逐舰中唯一的舰娘，波兰投降以后，12月，我成为了第20驱逐舰队的旗舰，以北海的Immingham作为母港，另外两艘驱逐舰Intrepid和Ivanhoe加入我们，总共4艘驱逐舰仍然是专门布雷。
在朴次茅斯过了新年以后，我们和两艘商船改装的布雷艇Princess Victoria和Teviot Bank一起行动，总共6艘船。
到了3月，这些在荷兰海岸的水雷终于有了第一个战果，战后我知道是U-44，4月有2个战果，7月3个（注：是3艘扫雷艇，不是潜艇），8月有1个。
不过布雷其实是个非常无聊的工作，在一望无际的黑色洋面上把水雷一颗颗放下去，做这种无聊工作的时候，难免放空大脑，也就忘记了瞭望周围，结果就是撞上了一艘渔船。
然而，虽然我们的布雷工作算是顺利，欧陆的局势却一天比一天坏，你也许注意到5月和6月没有战果，那就是因为敦刻尔克撤退。
作为——算是和舰长差不多级别的军官，我能了解到法国战役的许多详细信息，我在地图上标出它们的位置，它们的沦陷时间，如你所见，盟军的局势前所未有的坏，几十万人被德军分割包围，而丘吉尔首相要想尽办法把它们拉回来。
我之前说了，当海军部着急的时候，它就不会管你的本职是什么了，不仅是所有军舰，商船也都被调集起来往敦刻尔克塞，我自然也就没办法继续放空脑袋布雷了。
5月29日，考虑到我的操舰技术比何“人”都要好，我拖带了被炸瘫的驱逐舰Jaguar，31日，我得了第一个战伤，吃了一个斯图卡的近失弹，不过这个损伤比起前面把锅炉弄着火了或者和渔船撞上了，简直是不值一提。
到了6月，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德军逼近滩头，在6月4日撤离结束那天——我对丘吉尔首相唯一的好感就是延长一天以救出更多法国人的决定。
我和Shikari一起带走了最后一批士兵——当然也就放弃了剩下的人，沉默的，垂头丧气的盟军士兵，抛弃他们的所有重装备，灰溜溜地离开了敦刻尔克，他们被打垮了，被斯图卡和德国坦克完全压倒了。
我将3419人带出了包围圈，占到了全部撤退人数（注：338，226人）的1%。这场行动的成功有赖于一名军官，William Tennant，他当时在驱逐舰Wolfhound上，他将海滩和东防波堤开辟为新的码头，让更多人得以上船。
我们后来又再次见面，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的舰长。
我接下来会讲这段故事。
到现在为止我的整个参战过程都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布雷，阻止了德国潜艇，我们顶着斯图卡救出盟军，还基本上没有怎么受伤。
从舰长到水手都非常自信，水手们认为我“虽然小，但是能完成它该完成的所有事情，最重要的是能把所有人都带回家”，当然，现在你知道，这并不是幸运，而是因为有我存在。
但是很快报应就来了，布雷船死于水雷，似乎也算是一种宿命。1940年8月31日，我们20驱逐舰队的四艘驱逐舰，加上新来的Icarus，在进行日常的布雷工作，但是我们开进了德国人的雷区。
2307，我的船头吃了一枚水雷，整个船头以及半个舰桥都消失了，整艘船像是被刀切掉了前半部分，水直接从整个横截面涌进来，我顿时觉得自己大限将至，不过在水手们的损管下，我还是活了下来。
其他船就没那么幸运了，Esk中了两颗雷，弹药库殉爆，当场沉没，Ivanhoe和我一样船头中了一颗，两条驱逐舰直接瘫在了海面上，Intrepid向海军部报告求援。
虽然经历了一番折腾（注：海军部一开始要求蒙巴顿的第5驱逐舰队不要进入雷区救援，而是派了鱼雷艇，鱼雷艇显然是不可能拖带驱逐舰的）
蒙巴顿——就是那个蒙巴顿勋爵，还是带着驱逐舰来救我们。0800，我的还活着的船员们，被疏散到鱼雷艇上，舰长本人并不愿意离开，但是他知道他留下来并不能改善情况，于是还是跟我约定在港口见面。
1个小时后，赶来的驱逐舰，首先是Kelvin尝试拖带我，不过失败了，接下来是Jupiter尝试，尽管这艘驱逐舰在很多地方掉过链子，但是这一次它没有，所以我不会像菲利普斯一样称呼它为“臭名昭著的家伙”。
很幸运的是，我还是回到了港口，而不是被德国人的轰炸机抓住机会。4名军官和45名水手死亡，占到了全船总人数（注：145人）的三分之一。
我在9月2日进入查塔姆造船厂，此后维修工作持续了整整1年零1个月，维修我可能还不如造艘新船，但是我的存在，让海军部千方百计都要保住这艘驱逐舰，他们对任何其他舰娘都是这种态度。
这个造船厂的历史非常悠久，以前造过许多前无畏舰，但是到了二战，它跟不上时代，造不了那些强大的现代化战列舰，只能造一些潜艇，我是这家造船厂唯一的水面军舰。
我花了一点时间和海军的各级军官，甚至包括水手——不过我换了个身份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我见证了不列颠空战，然后也顺便推动了把鱼雷发射器拆掉换成12磅（注：76mm）防空炮的改装。
我打听了本土舰队对付沙恩霍斯特以及最出名的围剿俾斯麦号的行动，海军部也相当担心远东局势，在英国人被欧战牵制住的情况下，日本人将拥有绝好的机会掌控整个东南亚。
他们的策略——受限于间战期的海军条约对于亚洲海军基地的限制，是将快速战巡迅速部署到新加坡。
1941年，丘吉尔首相准备派出他的G舰队，将这样一支战前设想中的海军力量投送到新加坡威慑日本人，作为一艘布雷驱逐舰，本来是和任何决战甚至是护航都没有一点关系的——起码得是扫雷舰才行，但是在船厂的这一年时间里，原本为了平衡水雷重量而被拆掉的扫雷伞被加了回来，而我之后也再也没有做任何布雷工作。
这是海军部缺船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