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请”和“谢谢”是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卡米维诺夫斯基使用最多的词语。要不是他的衬衫胸口处被鲜明地打上了“P.D.G (战俘) 151”的标记，旁人或许还会以为他是个乌高混血或同情复国主义的乌萨斯人。
尤洛索夫也着实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对着高卢遗民点头哈腰的一天。打他记事起，帝国军队即便不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也至少总能赋予祂的军人高高在上的气势。
显然，成为这么一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将是段耻辱的经历，不过这也使他对所谓的“叛军”心生几分敬意。
和他一起被俘的军警当中不乏有怀揣同样想法的人直接投靠了叛军，摇身一变成了为高卢人服务的工人、军事顾问甚至情报人员。对多数表现出合作意向的乌萨斯战俘给予充分认可和支持——这样宽容且大胆的政策基本都是在共和党人主政的地区推行。
尽管对北高卢百姓的同情日渐增长，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还是在酝酿着逃跑计划。
他不是一名狂热的士兵，但他有家庭。他需要粮饷和荣誉来为家人赢得更好的生活。如果他最后以战俘的身份被送回祖国，当地的退役军人福利局怎可能会正眼瞧他呢？
再有一点，尤洛索夫感觉到叛军和民众对待俘虏的态度既不统一，也不稳定。有流言说一支叛军在攻占阿拉罕营地不成后遂虐杀乌萨斯战俘泄愤，而另一项已被证实的传言是被叛军控制的城镇施特尔拉茨发生了平民谋杀战俘的事件。尤洛索夫据此认为战俘的安全无法得到绝对保证。
战俘（这里仅指乌萨斯人；为第七集团军服务的高卢人会由单独的部门调查处理）在波尔多的关押环境是这样的：战俘营设在二十一区，此处原来是波尔多民兵团的驻地，起义后分出了两幢宿舍楼供俘虏居住。市民防卫军有半个团驻扎此处，承担了看守他们的职责。因为之前提到的对战俘政策，俘虏在这里的生活不可不谓“优渥”；他们能按时得到足以果腹的食物，有运动和与彼此交谈的时间，有时候还能看上一会儿电视或报纸。尤洛索夫还发现，那些给战俘营管理人员留下好印象的乌萨斯人还有可能会被推荐去市政府打杂，吃喝方面的待遇肯定又会往上一个台阶。
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决定好好利用下这个机会，试着摸索出新的逃跑路径。于是在秘密为越狱计划笼络同伴时，他也在讨好那些可能前来战俘营视察的叛军高层，尤其是波尔多战俘及战犯事务处主任佩格兰.戴柯蒂。
自称是拉法尔黑帮出身的戴柯蒂信奉“萝卜加大棒”的教条。为战俘们提供较好的条件是一回事，惩罚起违抗者来他可是绝不手软。对于企图脱逃者，佩格兰的命令从来都只有一个：就地正法。等到第二天的点名时间，战俘们的队列前就会摆上几副拉开链子的裹尸袋。
只要看不出你有叛逆的迹象，戴柯蒂其实是个非常容易搞好关系的人。他会隔三岔五来战俘营视察，在此期间你有无数在他面前好好表现以及跟他套近乎的契机。然而，要知道渴望离开二十一区的囚犯有上百名，波尔多市政区的宿舍里不可能给他们所有人都留出位置。所以，想和戴柯蒂成为“朋友”容易，如何被他看中还要绞尽一番脑汁。
俗话说：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先要抓住他的胃。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没有检测过自己有没有炊事方面的天赋，但这条赛道值得一试——反正戴柯蒂不会因为厨子做的食物难吃就给他毙了。
尤洛索夫先想办法和炊事班那边打好关系，拿到了去伙房打杂的门票。对二十一区的厨房和食堂一代逐渐熟悉后，他找到了认识的囚犯中比较擅长烹饪的，向他们请教一些冷门但是味道应当不错的乌萨斯菜，回报是到时候带他们一起越狱的承诺。
空学无益，实践为上。想检测一下自己的手艺和领悟能力如何，炊事班里的那几个高卢人是不错的“实验对象”。一次午餐结束后，尤洛索夫提出要做几道新学的菜给伙房里的各位尝尝鲜。虽然没让这个乌萨斯人掌过几次锅勺，炊事班却早就把他当朋友了。
虽然自觉厨艺不精，炊事班的领头人还是没等尤洛索夫开口就主动提出要在下一次事务处主任前来巡查时让他显摆显摆。
“可能这些人没吃过什么好的吧……”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当时这样想。
“看来他们真没吃过什么好的。”六天后，他在离开二十一区的军车上又这样调侃地想道。
佩格兰.戴柯蒂还记得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他们曾在某个警察局的审讯室里单独会过面。战俘及战犯事务处主任对这名乌萨斯军警的宠辱不惊印象深刻。“真可惜，立场是原则问题，不然副手的位子高低得是你的。”
尤洛索夫对此不以为意，他到市政区可不是为了讨生活的。
他被安排了一个清洁工的杂活，主要负责市政厅东南角，战俘及战犯事务处周围的卫生，每天可以领到六块高卢盾（考虑到他们还没有消费的地方，这更像是对他们可能的变节行为预支的奖赏），伙食及住宿条件也改善不少。
似乎是怕浪费了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的“才能”，戴柯蒂有时会在晚餐时请他过来烧几道菜。做完后，戴柯蒂的办公室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宴会厅，他的现任占有者带上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还有他的朋友或下属，以喝酒、拉家常为主，而谈到工作时则只好让尤洛索夫回避一下了。
久而久之，在其它人的感官会逐渐对新环境麻木时，尤洛索夫却睁大了他的眼睛，酒精和戴柯蒂的溢美之词没有麻痹住他。
观察、记住，然后比对，尤洛索夫发现在此干杂工的乌萨斯战俘比他想的要多出一倍。如果不去特别关注，一般人很难意识到，因为他们工作与居住的位置事实上被分得很散，工作时间也被巧妙地错开了。如不是要经常为了给戴柯蒂的“特殊服务”在市政厅里到处跑，尤洛索夫可能也就这么被蒙住了。
这些乌萨斯人，包括他在内，都是战俘及战犯事务处。换句话说，他们“入职”前的思想和背景检查全由佩格兰.戴柯蒂包办了。
尤洛索夫当然不会当面向戴柯蒂打听，但他隐隐觉得这是战俘及战犯事务处主任对叛军不忠的讯号。
佩格兰.戴柯蒂的真实身份或许是乌萨斯间谍；不过很奇怪，他从未对尤洛索夫这个乌萨斯战俘有过相关的明示暗示，因此他想自立山头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十分希望前者是真的，但如果后面的那个假设才是戴柯蒂的算盘，它没准会对尤洛索夫的越狱计划来说是个障碍。
所以，这点一定要排查清楚。
尤洛索夫.彼得洛维奇不准备单打独斗。这世上有很多传奇的情报人员只靠自己就能偷天换日，但尤洛索夫是个士兵，战友将是他的第二条生命。
他首先联系上了那些和自己同宿舍的、曾在一个军警营里的弟兄。分享推论和商议计划的过程不是很顺利，因为“战俘杂工”们在宿舍外是不许随便交流的，一旦被卫兵发现就会遭到喝止——理论上在宿舍里也不行，而波尔多的叛乱政府明显没有这么多卫兵来像看小学生春游一样到处看管他们。
尤洛索夫不需要他们之间有多么天衣无缝的配合。以他本人为主心骨，向外发展出几个传声筒、监视器、救火队员之类的角色便够了。他们本就可能已经身处一场阴谋当中，此时再要构筑一个集体决策的阴谋集团只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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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市政府内部也不是完全没人对佩格兰.戴柯蒂的所作所为提起警觉，只是这个人并非内务部长安东尼奥.里斯特.鲍尔顿.奢塞。
阿诺德.皮约.塞士林，市民防卫军参谋长。戴柯蒂却自大到快忘记了他的另一项职责：波尔多战俘收押计划审计长。
二十一区战俘营的建立和运营都由战俘及战犯事务处主导，不过它没有兵权。事务处可以与监管营地的防卫军部队进行商议和协作，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阿诺德.塞士林，始终不会与事务处有隶属关系。
另外，作为一道保险措施，塞士林有权统计和记录战俘营里的人员变动。
这项权力就是为波尔多市政府亮起黄灯的功臣；在看到一篇篇月度报告上数字的不正常变化后，阿诺德.塞士林疑心顿生。战俘及战犯事务处已经从二十一区带走了足有两个排的战俘，加上他一向反感对乌萨斯俘虏的“宽容政策”，塞士林和他的副官纪尧姆.卢森堡商量后决定尽快向上汇报。
但塞士林不打算报告他法理上的上级，也就是防卫军总指挥埃米尔.班德罗，也不准备去找奢塞或朗基努斯。事实上，他早在解放党成立的那天便决绝地加入了支持大高卢主义的复兴党。
阿诺德.塞士林深切地体验过亡国之人的屈辱。没有强盛的高卢祖国为依靠，他们家的财产被占领军强占、毁坏、瓜分。母亲在她眼前遇害，父亲和舅舅跪在乌萨斯人面前不敢反抗。阿诺德在那之后的精神状态糟糕到差点被乌萨斯军当作感染者处理，是几名与他们家有联系的激进派复国主义者从维多利亚走私过来精神药物，对他的恢复产生了极大的正向作用。再长大一点后，父亲向他展示了激进复国主义者在前高卢领土上进行的种种反抗活动。
阿诺德.塞士林因此有两条明确的信念：第一，要重新缔造一个强大的高卢，才可保万千高卢百姓平安；第二，大高卢主义者都是坚定可靠的战士。人们嘲笑他们的愿景是痴心妄想，根本理解不了他们敢于为复国运动搬开多么沉重的巨石。
思来想去，阿诺德.塞士林敲开了市长办公室的门。雅尼斯.巴里特是他还留在波尔多的唯一理由；初次投身复国运动时，年轻的他立刻找到了波尔多。那时，巴里特成功走出自我怀疑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在不断的实践中脱胎为一个充满魄力的领袖。雅尼斯.巴里特迫切地希望在波尔多的伪政权中重新建立卧底网络，他渴求一批不光信念坚定，还要懂得随机应变的反抗者埋伏在督政府的走狗身边。
阿诺德.塞士林名列当年愿意为此献身的勇者名单之上。
“可后来，我看着他一步步变成一个扎拉克老人。就像夕阳消失在地平线后，光明也被剥夺。他失去了从前的魅力，倒向了软弱的‘鸟笼派’（大高卢主义者对小高卢主义的蔑称），对自己亲手培养的部属们几乎失去了掌控力……”塞士林曾如此表态。等巴里特哪天失去了思考能力，他就会马上离开波尔多，投奔复兴党总部的所在地格勒戊。他才不想让尖刻狡猾的吸血鸟还有毫无主见的“小巴里特”执掌他的命运。
令他恼火至极的是，雅尼斯.巴里特听取了他的意见后，还是将此事交给了朗基努斯的解放党一系负责。
瘦削的吸血鸟指示内务部和防卫军不要打草惊蛇。在守卫住关键情报的前提下，调查应当低调进行。佩格兰.戴柯蒂——如果他真的在为乌萨斯人卖命，那么朗基努斯一定要放长线钓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