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训练的第一天，残阳差点死在一个四百米障碍场上，不是夸张，是真实的、贴着死亡边界线的那种“差点”。那个两米高的木墙，他第一次攀爬的时候手没抓稳，整个人从顶端翻了过去，后背着地，摔得五脏六腑像被人拧了个儿。肺里的空气被挤出来，像一只被踩扁的易拉罐，他躺在泥地里，张着嘴，像一条被拍上岸的鱼，过了好几秒才重新喘上气。
旁边的教官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没有伸手，只是用橡胶棍在地上敲了两下。意思是——起来，继续。
残阳爬起来了，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趴下去就意味着被淘汰，被淘汰就意味着回到那个没有身份、没有食物、没有容身之处的街头。而那个街头，比这个泥泞的、冰冷的、随时可能让人骨折的训练场，要可怕得多。
长跑是每天早上五点开始，天还是黑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积雪被踩成了冰碴子，脚底打滑，呼吸在鼻腔里结霜。三公里，五公里，八公里——距离一天一天地往上加，残阳的肺一天一天地像被火烧过一样疼。他跑在队伍的末尾，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大多数时候，他就像只挣扎着不想沉下去的落水狗，不断的追逐着队伍。
手雷投弹训练是在一个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靶场上进行的。教官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铁疙瘩一样的训练弹示范动作，侧身，引弹，挥臂，扣腕。训练弹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落在四十米开外的圈里，溅起一小片雪。轮到残阳，他学着教官的姿势，把训练弹抡出去，那颗铁疙瘩飞了不到二十米就砸在地上，弹了两下，滚进了弹坑里。教官面无表情地在记录板上写了什么，残阳不知道写了什么，但从教官的表情来看，应该不太好看。
射击训练用的是步枪，老掉牙的栓动步枪，枪身比残阳的小臂还长，后坐力大得像被人用木板在肩膀上拍了一记。趴在地上，枪托顶住肩窝，瞄准，屏息，扣扳机。砰的一声，肩膀一阵钝痛，硝烟味灌进鼻子里。靶子在百米开外，残阳走近靶子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没看到弹孔。教官走过来，蹲下身，用一根细长的校枪杆从枪管里穿过去，指着靶纸边缘的一个小洞——擦边，勉强算上靶。残阳松了一口气，至少没脱靶。
匍匐前进的训练场是一片铺满了碎石和铁丝网的泥地。铁丝网低得几乎贴着地面，人只能像蛇一样贴着地皮往前蹭，膝盖和手肘在碎石上磨出血来，泥浆糊了满脸，铁丝网的倒刺时不时勾住皮大衣的领子，把人拽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往回拉。残阳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手肘疼得像被火烧，但他不敢停，因为身后教官的靴子就在他脚后跟的位置，如果他停下来，那双靴子就会不客气地踹上来。
反坦克训练是最让人绝望的一课。教官指着一辆报废的老式二战坦克，让新兵们拿着反坦克手雷的模拟弹——一个和真手雷等重的铸铁块，练习如何靠近、如何拔销、如何投掷到坦克发动机舱盖上。残阳抱着那个沉甸甸的铁块，猫着腰向那辆锈迹斑斑的坦克冲过去。跑动中要保持低姿态，要让坦克里的敌人难以瞄准，要在枪林弹雨中贴近那台几十吨重的钢铁巨兽，然后把那颗只有几百克的手雷扔到它的致命处。残阳跑了一半就被模拟的“敌人火力”压制得趴在地上不敢动，教官在旁边吹了一声哨子，意思是“你已经死了”。
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残阳躺在营房的行军床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手指肿得像胡萝卜，膝盖青紫得像熟透了的李子，肩膀上那块被枪托撞出来的淤血已经变成了深紫色，像一朵诡异的、正在扩散的花。
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残阳不知道自己是靠什么撑下来的，也许是那股不想死在这个世界上的本能，也许是他心里那个微弱的声音——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再放弃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他的身体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胳膊粗了一圈，肩膀厚了一层，以前跑八百米都喘得像条狗，现在能咬着牙跑完五公里，虽然还是倒数，但至少不会被套圈了。
月底考核那天，残阳的五项基础科目全部达到了“最低限度合格”。教官在考核表上打了个勾，没有表扬，没有鼓励，只是说了句：“你还没被淘汰。”
但有一项成绩让教官多看了他一眼。理论考核。关于武器装备的基本原理、战场通讯的简易编码、敌我识别的标记方法——这些在新兵训练中只占很小比重的内容，残阳考了全队第一。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这些知识在二十一世纪是常识，是玩游戏的入门课。他知道大多数坦克的装甲厚度，知道直升机的武器挂载方案，知道苏制反坦克手雷的破甲原理。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的士兵看来是专业军事知识，在他看来不过是玩了十几年的游戏里反复点击的图标和数值。
教官把那份成绩单递给了营部的军官。第二天，残阳被叫到了办公室。
“你有工程方面的基础？”军官翻着他的档案，问到。
残阳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会用电脑，会写简单的代码，知道基本的物理和数学——这些东西放在2026年不值一提，但在1972年的苏联军队里，已经算得上是“技术人才”了。军官在档案上写了一行字，抬起头看着他：“从今天起，你转入工程师培养序列。如果后续训练合格，动员兵考察期结束后，你将作为一名工程师编入作战部队。”
残阳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工程师。在红警里，工程师是一个脆弱的、没有攻击力的、但可以瞬间占领敌方建筑、修复己方设施的兵种。一百块钱的动员兵和五百块钱的工程师之间的差距，不仅是价格，更是活下来的概率。
当天下午，残阳收拾好那少得可怜的行李——一件皮大衣、一个头盔、一个防毒面具、以及靴子和手套——登上了一辆开往营地深处的卡车。车开了半个小时，停在一片比新兵训练营更安静、更规整的营区里。营房的墙是砖红色的，窗户上装着铁栏杆，不过门口的哨兵背着的依旧是动员兵制式装备。
工兵营后勤部队，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机油和焊接烟尘的味道，训练场上停着各种载具，一辆坦克，几辆军用卡车，一辆防空履带车，甚至还有一架被拆掉了旋翼的直升机的机身。一群穿着连体工作服的人围在这些钢铁怪物周围，有的趴在引擎盖上拧螺丝，有的钻到底盘下面焊东西，有的坐在驾驶舱里对着密密麻麻的仪表盘发呆。
残阳被带到一间教室里。黑板前面站着一个一看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穿着沾满油污的灰色工作服，胸前别着一枚勋章。他看了一眼残阳说：“坐。课程已经开始两周了，你落下的内容自己补。”
黑板上画着一张复杂的电路图，旁边用俄语标注着各种参数。残阳坐下来，从书包里翻出笔记本——一个用旧报纸和牛皮纸订成的本子，是他在新兵营里自己做的。他看着黑板上的内容，心跳慢慢加速。篡改敌方建筑的程序。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学习如何识别苏制和北约制式装备的控制系统，如何通过物理接口或无线电频段接入敌方建筑的电子系统，如何重写或者绕过其控制指令，使敌人的炮塔变成己方的防御工事、敌人的雷达变成己方的眼睛。
在游戏里，工程师走进敌方建筑，建筑就变成己方的了。一个鼠标点击，一个像素动画，一瞬间的事。但在这里，工程师需要读懂电路图，需要拧螺丝，需要拿着示波器和焊枪，在炮火中钻进敌人基地的核心设施里，在一堆电线和电路板中找到那根关键的信号线，然后把它改接到自己的频率上。
下午的课程是载具驾驶。一辆老旧的军用卡车停在训练场上，引擎盖打开着，发动机还在散热，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教官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扳手，指了指驾驶座：“上去。发动。开到那个路障前面，倒车回来。”残阳爬上去，坐在驾驶座上。方向盘比想象中重得多，离合器踏板的行程长到需要把整条腿伸直才能踩到底，换挡杆的档位模糊得像一锅粥。他挂上一档，松开离合，卡车猛地往前一窜，然后熄火了。教官在外面喊了一句俄语“你他妈在干什么？”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熄火了四次之后，卡车终于摇摇晃晃地动了起来。残阳把着方向盘，车身像喝醉了酒一样在路上画着龙。倒车的时候他差点撞上路障，教官冲过来拍着车门吼了一嗓子“Блин”，大概是俄语版的“妈的”。
教官没有把他赶下车。课程要求很清楚：工程师必须能够驾驶战场上可能遇到的任何载具。坦克、卡车、装甲车、直升机、战斗机——不需要精通，但能够作战，必须能开动，能转移，能在己方驾驶员阵亡后把装备开回基地。
残阳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卡车的引擎在轰鸣，排气管喷出的黑烟在冷空气中缓缓上升。他看着后视镜里那个越来越远的教官，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他会开卡车了。虽然开得像一个刚拿到驾照就上了高速的新手，但至少——这辆车在动，在往前走。天黑之后，残阳躺在工兵营的宿舍里。这里的床比新兵营的舒服一点——尽管仍然是硬板床。他翻了个身，把手举到眼前，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自己的手心。目前为止，那道光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