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试炼篇【其一百零五】
二十五、焦土上的新生
第三次全面战争正式结束那年，雨季来得格外早。亚马洲大陆东北部沿海，咸湿的海风裹挟着硝烟残余的气息，吹过那些曾被西奥帝国称作“永不沉没要塞”的港口城市。如今要塞还在，只是城头变换了旗帜——蓝星橄榄旗在潮湿的空气中缓慢飘动，像疲惫的旅人在喘息。
西奥帝国的军事武装力量像退潮般撤离了大陆，留下的是布满弹坑的码头、半沉入海中的战舰残骸、以及海岸线上连绵数十公里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但他们没有完全离开——六支帝国联合舰队在东北方向的海平线外游弋，战舰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群被拔掉翅膀却仍不肯离去的铁鸟。自由新军的海军编队则在近海巡弋，双方保持着十二海里的微妙距离，炮口低垂但未锁定，雷达相互扫描但未开火。
僵局。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舞蹈，每一步都可能踩中埋藏了八年的地雷。
而在遥远的北奥斯尔大陆，闪电袭击战留下的不是胜利的狂欢，而是权力的真空。北奥斯尔总督府的白宫被攻陷后第七天，整个大陆像一块被摔碎的玻璃，沿着旧有的行政边界、族群分布、甚至私人武装的势力范围，分裂成五十多个自称的“政权”。
北部总督区一夜之间冒出十七个“共和国”、“自治领”、“自由邦”。南部德赛帝国专员区更甚——三十三个军阀、前帝国官员、地方豪强各自划地为王。有的政权控制着两三个城镇，有的只占据一座矿山或一个港口。他们发行自己的货币（通常第二天就变成废纸），组建自己的军队（往往只有几百条枪），颁布自己的法律（大多只有一条：服从或死亡）。
局势瞬间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图景。史官后来将这段时期称为“北奥斯尔五十国混战”，但参与其中的人更愿意称它为“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任何人的敌人，也可能是任何人暂时的盟友。今天并肩作战的两个军阀，明天可能为争夺一座粮仓而互相炮击；昨夜还歃血为盟的“总统”与“总督”，今晨可能已经把对方的头颅挂在城门口示众。
木子文站在龙城指挥中心的全息沙盘前，看着代表混乱势力的红色光点在北奥斯尔大陆地图上疯狂闪烁、分裂、重组。那些光点像传染病灶，又像恶性肿瘤的转移。席梦思的战颅系统正在尝试建立预测模型，但每次运算结果都在变化——人心的混沌超越了算法的边界。
“我们需要介入。”徐光年说，他的鬓角已经全白，但声音依然坚定，“否则这片大陆会流干最后一滴血。”
“介入？”梁自成冷笑——这位内政部长在土改中失去三根手指的手掌按在沙盘边缘，“以什么名义？解放者？征服者？还是新帝国？”
木子文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指尖在全息影像上划过，五十多个红色光点随着他的动作微微颤动。他的手指最后停在北奥斯尔大陆中央——那里是一片空白，没有光点，因为那是无人区，是三大帝国与自由新军反复拉锯八年后留下的焦土。
“以重建者的名义。”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指挥中心里清晰如钟鸣，“但不是用枪炮重建，是用医院、学校、水井、道路。我们先从无人区开始，建立安全区，收容难民，提供医疗和食物。让那些还在打仗的人看看，和平长什么样子。”
计划持续了三十年。
不是一场战役的三十年，是一代人成长的三十年。自由新军没有用坦克碾过五十个政权，而是像水滴穿石般，一个接一个地谈判、斡旋、合并、改造。有些政权主动归附——因为他们治下的百姓已经饿得开始吃树皮，而自由新军的粮车就在边界外。有些政权需要武力解决——当他们拒绝停止对平民的屠杀时，不朽军团的动力装甲会像手术刀般精准切除肿瘤。
木子文亲自率领这支“和平军团”走遍了北奥斯尔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他在矿山废墟上主持新矿的开采仪式，在烧毁的村庄原址打下第一根重建的桩基，在军阀混战的前线冒着炮火促成停火。三十年，他从四十六岁走到七十六岁，鬓发全白，脊背微驼，但那双碧蓝眼睛依然清澈，清澈到能看穿所有谎言的迷雾。
五十七个政权（中途又分裂出七个）最终全部消失。不是被消灭，是被融化，像早春的冰雪融入大地，成为新土壤的一部分。最后一块军阀控制的区域归附那天，木子文站在北奥斯尔大陆最高的山峰上，看着夕阳把整片大陆染成金色。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若兰矿山的硝烟中，他对徐光年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值得带向星辰的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至少在这片大陆上，有了雏形。
二十六、十不留一
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春节，徐光年回到了出生的小村庄。
村庄在亚马洲东部的丘陵地带，战前有三百多户人家，盛产茶叶和竹器。现在只剩下一百多户，房屋大半是新建的，粗糙的土坯墙上还留着草梗的痕迹。村口那棵老槐树被炮弹削去了一半树冠，剩下的一半倔强地抽出新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徐光年没有穿军装，只套了件普通的棉袄，踩着积雪走进村庄。雪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每一个脚印都像踩在记忆的伤口上——他记得七岁那年和表弟在这条路上追逐，摔了一跤，膝盖磕出血；记得十三岁那年送父亲去参军，父亲走到村口回头挥手，阳光照在他的铜纽扣上闪闪发光；记得二十岁那年自己离开村庄加入自由新军，母亲站在老槐树下一直望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路拐弯处。
现在，父亲埋在村后的烈士陵园，母亲三年前病逝，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光年，村里跟你一起出去的那些孩子……有信儿吗？”
他没有回答。没法回答。
刚走进村口，就被认出来了。先是孩子们围上来，怯生生地看着这个“大官”，然后是大人们，从屋里探出头，眼神复杂——有敬畏，有期待，更有深不见底的悲伤。
第一个开口的是表弟。这个比徐光年小三岁的汉子，战前是村里最好的木匠，现在左手少了三根手指，是在后方兵工厂事故中丢的。
“大哥，”表弟的声音粗哑得像砂纸摩擦，“我家老二现在咋样了哇？”
徐光年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其他亲戚也围上来，像潮水般把他淹没在熟悉的多音和熟悉的面孔里。这些面孔都老了，皱纹深如沟壑，眼睛浑浊，头发花白或全白。
“三舅，”一个远房堂姐挤过来，她丈夫战死在前线，独自拉扯三个孩子，背已经佝偻得像虾米，“我家那小子回来没有？他娘老想他，昨黑夜里还做梦梦见他哭，喊饿。”
“小子，”一个本家叔叔拍他的肩，叔叔的儿子和徐光年同一年参军，“你大气啦，我侄子跟你回来没有？他爹给他定了亲，姑娘听说他要回来，高兴得很，等了八年了。”
“咋个啦？你咋个不说话？”一个婶子急了，抓住他的胳膊，力道大得让他感到疼痛，“是我家那崽子不听叼？你叫他回来，他爹亲自教训他嘛！”
“你别个不说话，是咋了嘛？”
问题像冰雹般砸来。徐光年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一张张急切的脸，那些眼睛里燃烧着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苗——微弱，但还活着。只要他说一句“他们还活着”，哪怕补充一句“受伤了在医院”，这火苗就能继续燃烧，支撑这些老人再熬一个冬天，两个冬天，直到真正的好消息传来，或者直到生命自然熄灭。
可他不能说谎。
一个村子，十六个年轻人，在1949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一起投了自由新军。他们中最大的二十五岁，最小的十七岁，走那天全村人送到村口，母亲们往他们怀里塞煮鸡蛋，父亲们拍他们的肩说“别给村里丢人”，姑娘们躲在人群后偷偷抹泪。
现在，十五个人死了。死在东部平原的坦克对决中，死在海泾口的滩头冲锋中，死在若兰矿山的巷道爆破中，死在南端岛的空降突袭中。有的有尸体，有的没有；有的找到身份牌，有的只剩一块烧焦的布料；有的死在胜利的前夜，有的死在战争的第一年。
就活了徐光年一个。
他们都是他沾亲带故的同族。按辈分，他要叫其中三个人叔叔，五个人堂兄弟，七个人表侄，还有一个是他的亲外甥——姐姐的独子，参军那年刚满十八岁，走前悄悄对他说：“舅，等我回来，给你带帝国军官的勋章。”
现在，这些人的亲人，头发白了，眼睛哭瞎了，腿在逃难时被炸瘸了，一瘸一拐，扶老携幼，从村庄的各个角落走来问他，他们亲人的下落。他们的手在颤抖，他们的声音在颤抖，他们整个人都在颤抖，像寒风中最后一片枯叶。
徐光年闭上眼睛。雪花落在他的睫毛上，很快融化成冰冷的水滴，像眼泪但更冷。
“他们……”他开口，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都是英雄。”
就这一句。再多的他说不出来。不能说“死了”，不能说“牺牲了”，不能说“埋在某某烈士陵园”。因为那些词太轻，轻到承载不起十五个年轻生命的重量，轻到安抚不了十五个家庭破碎的心。
人群沉默了。那种沉默比任何哭声都可怕，因为它意味着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苗，终于熄灭了。堂姐瘫坐在雪地里，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看着远方，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本家叔叔转过身，肩膀剧烈抖动，但没有声音。婶子松开抓他的手，后退两步，嘴唇翕动着，像是在念什么咒语，又像是在骂什么脏话。
十不留一，家家戴孝。
徐光年穿过沉默的人群，走向村庄深处。雪越下越大，很快就覆盖了他的脚印，像要掩埋所有痛苦的痕迹。他走到村西头，看见一个老兵——他认出来，是和他同一年参军的同村人，在东部平原战役中失去双腿，现在坐在自制的轮椅上，正往土坯墙上贴春联。
那春联很怪。不是红纸，是某种粗糙的、泛黄的草纸；没有字，只有几道歪歪扭扭的墨痕，像是孩子胡乱画的；纸张皱巴巴，边缘破损，用浆糊勉强粘在墙上，风一吹就哗啦作响。
“你贴这破纸干啥？”徐光年问。
老兵转过头，认出他，咧开嘴笑了——那笑容里没有牙齿，在东部平原他被炮弹震掉了满口牙。
“春联。”老兵说，声音漏风，“过年了，贴春联。”
“这叫啥春联，没字儿没样儿的。”
老兵的笑容慢慢消失。他低头看着手里剩下的半张草纸，手指摩挲着纸面，动作很轻，像在抚摸情人的脸。
“做纸的死了。”他说，声音很平静，“老王头，咱们村最好的造纸师傅，49年被帝国军抓去修工事，累死在工地。给纸染色的也死了，小翠，村东头李家的闺女，嫁到镇上染坊，后来镇子被轰炸，染坊烧了三天三夜。会写字儿的也死了，刘先生，咱们村的私塾先生，不肯教帝国话，被吊死在村口老槐树上，吊了七天，直到尸体发臭才让收。”
他抬起头，看着徐光年，眼睛浑浊但异常清醒：
“贴个做做样吧。好歹……像个过年的样子。”
徐光年喉咙发紧：“你能给谁做样？”
“我爹，我娘，我媳妇，我儿。”老兵一个一个数，每数一个就伸出一根手指，“都死了。爹娘饿死在逃难路上，媳妇被流弹打死，儿子……我不知道，参军后就没了消息。兴许还活着，兴许死了。”
他继续贴春联。浆糊冻住了，他用口水化开，仔仔细细地涂在纸背，然后拍在墙上，用手掌压平。动作专注，像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
徐光年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雪落在他肩头，积了薄薄一层，他也没有拂去。直到老兵贴完春联，转动轮椅回屋，木轮在雪地上轧出两道深深的辙痕，他才转身离开。
那天夜里，徐光年在母亲的坟前坐了一整夜。雪停了，月亮出来，清冷的光照在坟头新立的石碑上，碑文是他亲手刻的：“慈母徐王氏之墓，子光年泣立。”字刻得很深，深到可以留存一百年。
他对着墓碑说话，说那些牺牲的同村人，说那个贴无字春联的老兵，说这场持续八年、让十不留一的战争。说到最后，他问：“娘，我们赢了对吗？那为什么……我一点都不高兴？”
墓碑沉默。只有夜风吹过坟头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母亲在另一个世界的叹息。
二十七、将门之后
徐辉参军那年二十一岁，正是他父亲徐光年第一次走上战场的年纪。但时代不同了——徐光年参军时自由新军还是游击队，钻山沟、吃野菜、用土制炸药；徐辉参军时自由新军已经拥有聚变反应堆、超时空运输、机械狗和不朽军团。
“纨绔子弟。”这是战友们私下给他的标签。总参谋长的儿子，来军队不过是镀金，混两年资历，回去就能平步青云。训练时他们故意不配合，演习时给他最危险的任务，夜里查岗专挑他的哨位突击检查——想看他出丑，想看他哭鼻子，想看他打电话向父亲求救。
徐辉从不辩解。他只是完成所有训练，而且完成得比任何人都好。射击，他打出了全连最高环数；体能，他背着三十公斤装备第一个冲过终点；战术推演，他提出的方案连教官都点头。但他依然被孤立，因为他的背景像一道无形的墙，把他和“普通士兵”隔开。
直到一次夜间演习。
那是在北境冻原，零下三十度，模拟敌后渗透任务。徐辉所在的小组在暴风雪中迷路，电台失联，补给只剩半壶水和几块压缩饼干。更糟的是，他们误入了未标注的雷区——战后遗留的真雷区，不是演习道具。
第一个士兵踩中地雷时，爆炸声被风雪吞噬了大半，但气浪还是把他掀飞了三米远。左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血在雪地上泼洒出刺眼的红。士兵没有惨叫，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消失的腿，然后才发出一种非人的、像动物般的哀嚎。
小组乱了。有人想冲过去救人，被徐辉厉声喝止：“别动！原地趴下！”
他在军校学过雷区处置。这种老式地雷通常是连环布置，踩中一个，周围五米内还有更多。他趴下来，用刺刀一寸一寸试探面前的雪地，动作缓慢得像电影慢镜头。风雪抽打在他脸上，很快结了一层冰壳，但他连眼睛都不眨。
二十分钟后，他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爬到伤员身边。血已经快流干了，士兵的脸色白得像雪，瞳孔开始扩散。徐辉撕开急救包，用止血带死死扎住大腿根部，注射吗啡，包扎残肢。然后他脱掉自己的防寒外套，裹住伤员，开始拖着他往外爬。
五百米。在齐膝深的雪地里，拖着一个失去意识的成年男子，爬了五百米。到安全区域时，徐辉的双手冻得失去知觉，手指甲在爬行时全部翻起，血肉模糊。但他把伤员交给了医疗兵，只说了一句：“快救他。”
那个士兵活下来了。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活下来了。后来他在医院对来采访的军报记者说：“是徐辉救了我。如果不是他，我早就在雷区里流血而死了。”
谣言开始改变。但真正让所有人闭嘴的，是一次聚餐时的对话。
几个老兵喝多了，又开始阴阳怪气：“咱们徐公子可是将门之后，将来至少是个将军，哪像咱们，拼死拼活也就是个士官。”
徐辉放下筷子。他没有生气，甚至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超越年龄的成熟。
“你们说得对，我的父亲是自由新军总参谋长。”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般钉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因此我的背景允许我吃喝玩乐，如果我愿意，现在可以在曼尼亚的豪宅里品红酒，在帝佐都的赌场里一掷千金，在奥利洲的海滩上晒太阳——帝国垮台后，多少旧贵族想巴结我父亲，送钱送女人送庄园的门路多得是。”
他站起来，环视所有人：
“可是我的父辈不允许我贪生怕死！”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抽得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的父亲徐光年，在东部平原战役中带领一个团死守阵地七天七夜，全团最后只剩三十七人。我的叔叔梁自成，在内政部推行土改时，左手的三根手指是被旧地主砍断的，但他没有停下。我的统帅木子文，今年六十八岁了，还在北奥斯尔大陆的废墟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亲自给难民分发粮食。”
徐辉的眼睛里有火在燃烧：
“这些人教会我一件事：特权不是用来享受的，是用来承担更大责任的。你们觉得我是来镀金的？好。是英雄是狗熊，咱们战场上见。如果我在战场上退缩一步，你们随时可以朝我后背开枪——我父亲会第一个批准这个处分。”
说完，他坐下继续吃饭。食堂里死一般寂静，只有他咀嚼食物的声音。
从那天起，再没有人叫他“纨绔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