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汉斯·穆勒站在自己工厂的门口，看着那块崭新的牌匾被挂上去。牌匾上写着“穆勒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他父亲创立的企业，在文艺大复兴运动中被公私合营，现在终于回到了他的手中。
“穆勒先生，恭喜您。”身边的律师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产权证明，您签个字就可以了。”
穆勒接过笔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抬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们的天终于亮了。”他笑着说道。
这句话在1969年的联邦被很多人说过。那些在运动中被打倒的企业主、被批斗的学者、被下放的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被平反。他们拿回了自己的财产，恢复了自己的名誉，重新回到了社会的上层。
施佩尔把这叫做回归正轨。
“过去十几年，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他在南非视察当地产业的讲话中说，“现在是时候纠正这些错误，让联邦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
什么是正轨？施佩尔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就是运动之前的那条轨道。企业归企业主，学术归学者，权力归官僚。各归各位，各安其分。
平反运动进行得很彻底。据后来的统计，在1969年到1973年的四年间，联邦一共平反了超过三百万起冤假错案。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庞大，但如果考虑到运动期间受到冲击的人数远不止这些，那么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另一件事：
不是所有人都被平反了。
那些被平反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运动之前就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企业主、学者、官员、技术专家。他们有名字，有档案，有人替他们说话。但那些在运动中真正站起来的人呢？那些在工厂里第一次学会发言的工人，那些在监督委员会里第一次行使权力的农民，那些在基层第一次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普通人——
他们不在平反的名单上，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受害者。
他们只是被遗忘了。
...
与平反同步进行的是经济改革。施佩尔的经济团队制定了一系列松绑政策：放宽对企业的管控，给予地方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某些此前由国家垄断的领域，鼓励市场发展，甚至施佩尔还主动将联邦边疆的一些控制力不强的殖民地直接放弃了，让那些地自负盈亏，这样联邦的其它地区就可以从这些地方吸血发展了。
“我们要让市场看不见的大手发挥作用。”这是施佩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政府不能管得太多，要相信企业家的智慧，相信市场的力量。”
效果立竿见影。1970年，联邦GDP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9.3%，是尼欧斯时代最后几年的三倍。1971年更是突破了两位数，达到了11.2%。股票市场一路飙升，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城市里到处都是工地和塔吊。
人们开始相信施佩尔是对的，运动确实是一场错误，现在联邦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在伟大的以施佩尔的领导下，人类联邦必将繁荣昌盛！
但也有一些东西在悄悄改变。监督委员会还在，但它的职能被调整了——按照新的规定，监督委员会不再有权直接质询官员，不再有权要求公开政务信息，不再有权发起罢免投票。它变成了一个建言献策的咨询机构，可以提出建议，但没有人必须听从这些建议。
1972年夏天，杜伊斯堡钢铁厂。
这里曾经是文艺大复兴运动的一个标志性地点。1946年尼欧斯亲自来到这里，面对一个跪下的女工说出了那句话：“站起来。不要跪，不要跪任何人。”
二十六年后，当年的那个女工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头发灰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手掌粗糙得像砂纸。她还在这家钢铁厂工作，只是现在她不再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了——监督委员会在去年被精简了，大部分成员都被分流到了其他岗位。
她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检查流水线上的钢材质量。
这天下午厂里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身后跟着一群记者和摄影师。他们在厂区里转了一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在厂门口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今天我们正式宣布，杜伊斯堡钢铁厂完成改制，成为穆勒钢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那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正是汉斯·穆勒，他对着镜头微笑道，“我们将引进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让这家百年老厂焕发新的生机！”
记者们鼓掌，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玛丽亚站在人群的最外围看着这一切。
她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那个下午。那时候这里也来过一群人，领头的是一个中年人，他走进车间和工人们一个一个握手，然后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那个中年人后来死了。
他说过的那些话，现在还有人记得吗？
玛丽亚不知道。她只知道，从明天开始，她要叫那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穆勒总裁”。
她转身离开人群回到了自己的车间。流水线还在转动，钢材还在流淌，什么都没有变，什么都变了。
1975年12月，联邦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审议通过《关于人类之主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份决议已经筹备了两年多。起草委员会由施佩尔亲自挂帅，成员包括联邦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理论家。他们翻阅了数百万份档案，采访了数千名当事人，召开了上百次研讨会，最终形成了这份长达三万字的文件。
决议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概括：
“尼欧斯是人类之主、战略家、理论家，是联邦的主要缔造者。他领导人类取得了驱逐地狱、统一联邦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尼欧斯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文艺大复兴运动给联邦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必须深刻汲取的历史教训。
但不论如何，人类之主的功绩是第一的，错误是第二的。”
毕竟联邦是尼欧斯建立的，否定尼欧斯就等于否定联邦本身的合法性。同时指出错误也足以否定运动、否定监督委员会、否定那些年发生的一切——毕竟那些都是错误，改正错误是理所应当的。
决议在全体会议上获得了一致通过。会后，决议的全文被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从此以后这份决议就是联邦对尼欧斯的官方定论，任何与之不符的说法都是历史虚无主义。
现在人类之主终于得到了属于他的盖棺定论。
...
1980年，在这一年的国庆庆典上，施佩尔发表了一篇被后世称为经济奇迹宣言的讲话。他站在主席台上，身后是盛大的阅兵方阵和飘扬的联邦旗帜，面前是数十万欢呼的群众，群众的队伍中首次摆出了一行标语：
施佩尔得意地看着这他手中最伟大的作品结出的花朵。
“联邦的公民们——十一年前，当我接过这份责任的时候，联邦正处于困难之中。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但是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成功了！”
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
“过去十一年，联邦GDP年均增长8.7%，总量翻了两番！我们的工业产值每年都在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突飞猛进，我们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更热烈的欢呼。
“这是联邦的奇迹，是人类的奇迹，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的奇迹！”
施佩尔的话没有夸张。联邦的经济确实在这十一年里实现了惊人的增长。沿海城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群，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繁忙的港口和机场，琳琅满目的商场和超市——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提高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家电设备、汽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中产阶级这个词汇。
施佩尔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70%以上。民调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联邦正在走向繁荣富强，大多数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有希望的时代，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1982年，联邦北美行省西部沿海，旧金山。
这座城市二十年前还是一个小渔港，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四百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城市的天际线被摩天大楼切割成锯齿状，街道上奔驰着各种品牌的汽车，购物中心里挤满了拎着名牌购物袋的顾客。
在城市的中央商务区，一座崭新的写字楼刚刚落成。这是穆勒钢铁集团的新总部，五十层楼高，外墙全部是蓝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汉斯·穆勒站在顶层的办公室里俯瞰着脚下的城市，他已经不再是十三年前那个刚刚拿回工厂的中年人了，他现在是联邦最大的钢铁企业集团的掌门人，身价数十亿，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富豪榜单上。
“穆勒先生，”秘书敲门进来，“今天下午的剪彩仪式，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走吧。”
剪彩仪式很盛大，市长亲自出席，还有一大群记者和社会名流。穆勒站在红地毯上，手持金剪刀对着镜头露出微笑。
“穆勒先生，您对集团的未来有什么展望？”有记者问。
“我们将继续扩大产能，开拓国际市场，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穆勒回答得很流利，这些话他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您认为联邦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
“施佩尔总统的英明领导，企业家的拼搏精神，还有——”他停顿了一下，“勤劳的联邦人民。”
记者们满意地记下了这个回答。
同一座城市，同一天下午。
在距离穆勒钢铁集团新总部大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棚户区。这里住着大约两万人，大部分是从墨西哥那边来的务工人员。他们住在用铁皮和木板搭建的简易房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公共厕所要排队半个小时。
芬妮今年四十二岁，来自内陆某省的一个农村。五年前，她和丈夫一起来到这座城市打工。丈夫在建筑工地上扛水泥，她在一家服装厂的流水线上做缝纫工。
每天早上五点她就要起床挤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工厂里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她每天要在缝纫机前坐十二个小时，中间只有半小时的午饭时间。
她的月工资是七百二十联邦信用点。这些钱她要留出一半寄回老家给孩子交学费，剩下的一半用来支付房租和生活费。每个月到了月底，她的口袋里通常只剩下几个硬币。
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她拿着那薄薄的一叠钞票，走出工厂大门。
天已经黑了。她抬起头，看见远处那座五十层的蓝色玻璃大楼正在灯火通明。那是那个穆勒什么集团的新总部，今天好像有什么庆祝活动，整栋楼都亮着灯，看起来像一座巨大的水晶宫殿。
好漂亮啊。
她想。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往公交站走去。
她要赶最后一班车回棚户区。如果错过了，她就只能走回去，那要走两个多小时。
...
与此同时，东非索马里
当年那个老兵办的学校周围已经诞生了新的村子，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村落，家家户户种地、养猪、过着不富裕但也不算太穷的日子。
现在村子里只剩下不到两百人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男人去建筑工地，女人去服装厂或电子厂。他们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国庆时才回来一次，待上几天，然后又匆匆离开。
村子变得很安静。以前那种鸡鸣狗吠、孩子们在麦地里奔跑的热闹场景已经很少见了。现在走进村子只能看见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几个孩子在破旧的学校里上课。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他教所有年级的所有科目，从语文数学到音乐体育。学校的教室还是那个老兵当年建造的教室，因为缺乏资金修缮现在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几块，用塑料布糊着。
这天下午，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联邦的骄傲》。”
课文讲的是联邦的经济奇迹，每一段都在赞美联邦的伟大成就，每一句都在描绘繁荣富强的美好图景。
孩子们读得很认真。他们的声音稚嫩而整齐，在空旷的教室里回荡。
“联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
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打工，住在棚户区或地下室，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一年只能回来看他们一次。这些孩子从小就是留守儿童，他们最熟悉的不是父母的脸，而是电话那头那个模糊的声音。
老师突然转身，抬头看了眼高悬在联邦国旗旁已经被时光剥去颜色的尼欧斯的画像，似乎心有所感。
是的，人类联邦是最伟大的国家。
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然后继续上课。
...
1988年，联邦中部工业区，某棉纺厂。
这家棉纺厂曾经是国有企业，在施佩尔的改革中被改制了，现在归属于一个私人财团。改制之后，工厂的效益确实提高了，但工人们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事实上，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差了。以前在国有企业的时候，他们有稳定的工作、有医疗保障、有退休金、有工会替他们说话。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干得多拿得多，干不动就滚蛋。
至于工人委员会？以前的委员会是工人自己选出来的，工会主席是工人中的一员，他们真的会替工人说话、和资方谈判、在必要的时候组织罢工。现在的工会领导是上面任命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劳资关系和组织文娱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帮资方安抚工人、防止工人闹事。
这天下午，车间里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一个年轻工人的手被机器绞进去了，三根手指当场被切断。工友们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大约五千联邦信用点。
五千信用点是这个工人半年的工资。
工人的妻子找到了工会。
“王哥，”她哭着说，“求求您帮帮我们。我丈夫是在工作中受的伤，厂里应该负责吧？”
被她叫做王哥的人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脸上的表情很为难。
“嫂子，这个事情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他说，“厂里现在效益不好，资金紧张，一下子拿出五千块确实有困难。你看能不能先自己垫一下，等厂里缓过来了再说？”
“可是我们哪有五千块啊？”女人的声音近乎绝望，“我们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起了...”
王哥皱眉，抿了抿嘴唇，在女人焦虑的目光中来回踱步。在之前年轻那会，他还有这个权力施压，但现在他就是挂个名的虚职，咋办？
以前...以前...
他想着，本能地望向厂里的房梁——但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画框的灰尘印记。
一股情绪涌上心头，他咬了咬牙：“这样吧，我去跟财务说说，看能不能先给你们预支一部分工资。但是你们也要理解厂里的难处，不要把事情闹大，好不好？”
女人愣住了。她想起了以前听老工人们说过的故事：在尼欧斯时代，工厂里有监督委员会，工人受了伤，委员会会替他们讨公道；如果厂长不管，委员会可以直接把厂长叫来质询。那个时候，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不是现在这样——
不是现在这样像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零件。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她只能点点头，说：“好，谢谢王哥。”
然后她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去借钱给丈夫交手术费。而王哥则直接从自己的腰包里摸出了几张票子——董事会根本不可能同意，但他总不能看着这一家就这样完蛋了吧。
王哥就是在二十多年前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这里劳动、学习、接受教育。运动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回城了，但也有少数人留了下来——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把根扎在了这片土地上。
当年他满脑子都是理想主义，响应号召来到农村接受劳动教育。那时候他相信尼欧斯说的话：劳动是光荣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要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
他在这座逐渐衰败的城市里待了二十年。后来他的大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儿子临走的时候，王哥送他到城市唯一的火车站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将来...将来别回来了，别像你爹那样只能弄一辈子的棉花。”
从纺织工人到纺织工，再到弄棉花的，这便是他的一辈子。
想到这里，王哥赶紧拿着装着钱的信封去找那个女人，追上她把这份厂里提前“预支”的工资给她。女人感恩戴德，直接在他面前跪下来磕头。
王哥扶起女人，沉默地离开了。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来到这里时的情景。那时候他也是沿着这条路走进城市的，心里满是激动和期待。他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伟大的事业，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现在呢？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让儿子别回来了。
因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留在这种小地方干这种活是没有出息的。留在这里，就意味着一辈子当那些“伐木的”“挖煤的”“搬砖的”——那些被抹掉了“人”字的人。
王哥转身回到厂里。马上就要上工了，不管世界怎么变，机器是不能停下来的。
...
1991年，日内瓦，某重点大学。
这是联邦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每年只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能进入这所大学，意味着前途无量：毕业后可以进入政府机关，可以加入大型企业，可以出国深造。这里的学生是天之骄子，是联邦未来的精英。
一间阶梯教室里，一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正在讲授联邦近现代史。
“今天我们来讲尼欧斯时代的后期，也就是文艺大复兴运动时期。”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请大家翻开教材第十七章。”
哗哗的翻书声。
教授开始讲解，他的讲解严格按照官方定论：尼欧斯是伟大的领袖，但晚年犯了错误；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功过要分开，教训要汲取。学生们认真地听着，有的在做笔记，有的在录音，有的只是坐在下面看小说——这门课是必修课，但内容实在有些枯燥。
讲到一半，有个学生举手。
“教授，我有个问题。”
“请说。”
“我听说，《联邦真理》的原版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不一样。有些内容被删掉了，有些内容被改过了。这是真的吗？”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教授的脸色有点不自然，他推了推眼镜，清了清嗓子。
“这个...关于《联邦真理》的版本问题，学术界确实有一些讨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现行版本是经过专家委员会认真审订的，删除和修改的内容主要是一些措辞上的调整，目的是让表述更加准确、更加科学。核心思想是没有变化的。”
“那为什么不公开原版让大家对比呢？”那个学生追问道。
“这个...”教授顿了一下，“原版作为历史文献，当然是有保存的。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现行版本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去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文字差异。”
那个学生还想说什么，但坐在他旁边的同学拉了拉他的袖子，他就没有再问。
“你刚才干嘛问那个问题？你不知道教授年轻那会被送去南美教书了吗？”坐他旁边的室友小声吐槽道，“你真不怕他给你挂科？”
“我就是好奇。”那名学生耸了耸肩，“我在学校论坛看到有人说原版《联邦真理》和洁本差别很大，有些很重要的内容被删掉了。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闹麻了，那种东西你也信？”室友笑了起来，“论坛上什么谣言都有。你好好学习就行了，管那些干什么？”
他确实不知道那些说法是不是真的。他出生在1968年，尼欧斯去世的时候他还没出生，运动的时候他更是连个影子都没有。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教科书、来自官方定论、来自筛选的历史资料。
尼欧斯是什么样的人？运动到底发生了什么？《联邦真理》原版写了什么？
他不知道。他周围的同学也不知道。
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已经被定论的历史中长大的。他们被告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值得记住的、什么是应该遗忘的。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独立判断，只有被灌输的结论。
这样好吗？
他不知道，他只是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
1999年，联邦各地。
这一年是施佩尔执政的最后一年。联邦的GDP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十五倍。城市化率从30%提高到了55%，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人均收入增长了八倍，私人汽车保有量增长了五十倍，假期去其它行省旅游的人数增长了一百倍。
这是史无前例的盛世，是在千禧年到来前施佩尔为人类之主交上的最漂亮的答卷。
人们不知道这些，或者不愿意知道。
他们只知道：联邦很强大，经济在增长，生活在变好。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这是施佩尔告诉他们的。
这是教科书告诉他们的。
这是所有的报纸、电视、广播告诉他们的。
至于那些被遗忘的人——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人，那些住在棚户区里的农民工，那些留守在村庄里的老人和孩子，那些被删除了“人”字的伐木工、挖煤工、搬砖工——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