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混乱和动荡时局的开端而一步步变成了固执且坚决的反改革者，继而成为保守主义者眼中的领袖级人物。
在身处后世的现代人看来，保守主义者也不过是拘泥于要不要剁胎、同性恋到底合不合法，在一系列可以说完全是细枝末节的民俗问题上纠结的意识形态。
而身处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谢尼娅则完全感受到了可以说是反动透顶的传承上千年的原汁原味的封建糟粕，也难怪会引起生理性的反感。
什么？议会？选举？不好意思啊，我们生来就是无可置疑、君权神授的正统统治者。
如果说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启蒙和黎明的时代，那么身处圣骏堡，这已经是整个乌萨斯最前沿和西方化的地带也只不过感受到黑夜的阵阵寒冷，犹如乌萨斯大地上终年的寒风让人透心凉。
也就是在1882年的3月4日，谢尼娅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一周年之际，亦是谢尼娅昏迷的第一个星期。
令人生厌的波诺采夫先生在信件中、在交谈中，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对皇帝重复他的思想：君主制是乌萨斯唯一可接受的政权形式，沙皇的专治权力是伟大的真理，正教会是这种权力最可靠的支柱。
接下来的一切也可想而知了，在皇帝于冬宫亲自主持的讨论会议上，沿袭自祖父的各位大臣和总检察官们为了决定乌萨斯未来之路而爆发激烈争执。
尽管会议上支持保留，哪怕是象征性的保留国家管理制度的人占了大多数，可人人都知道：在乌萨斯，皇帝的意见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后，在私下的觐见中，皇帝附和着保守主义者们的言论，表达自己的担忧。这无疑是大开绿灯，波诺采夫大张旗鼓地对多数人进行抨击，揭露自由主义举措带来的危害。
很快，原本看上去庞大的支持自由主义的同盟者队伍在缩水，一些对风向标极其敏感的官员们私下琢磨着新皇帝的想法，改变了立场，以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
尽管波诺采夫不断敦促皇帝公开声明放弃其父亲开创的“大改革”，宣布实行“新政”。
但皇帝本人在其粗鲁豪爽外表之下也隐藏着对权力和政治的细腻之心，他仔细观察着乌萨斯政府内各个派别以及全乌萨斯社会的情绪，研究反对者和他们的建议与主张。当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之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内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财政大臣，国民教育大臣以及大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都辞去了职务。皇帝陛下取得了他应有的胜利。”
维特将近日的政局大变动对皇女总结道。
在这个空气日益肃杀的氛围中，只有谢尼娅居住与活动的这几个房间里，他还能这样直言不讳地对时局发表自己的见解。
“秩序和公正，呵呵，还真是……”
这场不小的风波尽管前半段谢尼娅躺在病床上无从得知，但情况不断升级的后半段，皇帝和大臣的交谈、波诺采夫的口若悬河、内务大臣的孤注一掷、父皇本人的权术心计，有的通过维特带来的二手消息，有的是下仆自发地为谢尼娅捎带口述，有的则是借着内廷圈子里下意识地不对五岁儿童设防而接触到的。
这些来之不易的养分不断滋长着一颗名为乌萨斯第一皇女的幼苗，假以时日，又会生长出怎样的一副场景呢？
——————开回车的分界线——————
围绕在冬宫举行社交的帝国贵族完全是一群在早晨才上床睡觉的人，不过他们又鲜明地划分成了两个群体：
第一类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帝国贵族，几乎个个都有来自高卢的家庭教师。
从小就说高卢语，甚至连乌萨斯语都说得不怎么样，但非要说乌萨斯语的话，也以说带着高卢口音的乌萨斯语而感到自豪。
第二类人则是小贵族，在冬宫中鲜少能见到，但自己的老师维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家族的财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也没有富裕到支持去林贡斯或者伦蒂尼姆留学，通常只能就近在卡西米尔或者莱塔尼亚的大学就读。
家族占有的土地也随着“大改革”而不断受到来自不列颠或者高卢殖民地的农产品冲击，经营变得越来越陷入困境。
只能依靠官职和参与“大改革”带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来弥补自己的收入，或者自己的女儿资质正好撞大运一样达到了战姬的标准，成为了帝国军队中待遇最丰厚的一批人。
很多人都成为了公务员、企业家、技术性股东和董事、工程师还有中低级军官。
不过这两个风格迥异但有差不多教育背景的群体共同构成了乌萨斯西方派的面貌。
与之相对的乌萨斯派，因为谢尼娅现在双脚离地完全无法深入群众的现状，只能从仆役口中转述的那个乌萨斯大地上广阔的农村窥探一二。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要开始干活，家里没有蜡烛，所以天黑了就休息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谢尼娅这样记录着，对勇于对自己诉说的侍女点点头。
受到鼓励的侍女继续把自己有些混乱但极为朴素的背景告诉皇女陛下。
“因为铁路开设了，村上不少人都去了圣骏堡和莫斯科务工，他们会把收入大部分都汇回家里，用余下的一点点钱生活，存金是攒起来买土地用的。”
农民祖祖辈辈的生活，劳动、攒钱、买更多的地来劳动，谢尼娅听着有些熟悉的桥段，不由得思考起来：这确实是一片与众不同的土地。
好期待能自由出入冬宫的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