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特蕾西娅本人看来，她的人生则完全不同于德意志帝国公文纸上粗略的记载——死亡在那一刻的确降临在她的身上，却又如同拂过的热风一般略过她的灵魂，将她远远推开，推到与泰拉大陆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世界——那是1898年，亚·米勒兰进入卢梭内阁使得修正主义和正统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彻底爆发的年代，一个婴儿降临在特里尔市摩拉瓦·帕瓦塞尔的家中，她的少年时代将在莱茵兰多地间辗转渡过，而青年时代则就读于卡尔·马克思曾经的母校特里尔中学。
——不过她很快就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了，这个世界上不仅没有北方的邪魔和不可名状的海嗣，也没有矿石病与源石，一个如此美好的世界却有相同种族的人们为了利益而发起的斗争——法国，英国，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改良——她也再次渐渐长大，1910年到1912年，她在特里尔中学结识了这个世界的朋友与伙伴——他们大多数是诚实的工人与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信念下共同进步，直到1914年那个炙热的夏天，战争的临近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分裂，战争预算案的通过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同志的反对票，伯尔尼会议的失败，如此等等的事情在欧洲大陆各大军事官僚机器的全面开动而爆发了，那个夏天发生的混乱甚至使得在特蕾西娅看来，1914年8月1日帝国政府正式向俄罗斯帝国宣战都已经是一件多么顺其自然的事。
在那座和平的中欧城市，特蕾西娅度过了令她永远难忘的两年岁月，从1916到1918，她在完成苏黎世大学文法学院课业的同时整日泡在苏黎世图书馆的自习区，与她日后的一位精神导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历次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特蕾西娅知道这名略显矮小的中年人便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虽说她在那时已经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苏黎世支部的一名成员，并在许多地方由于党的纪律站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一边，但这位俄国同志也并不为此吝惜对她的教导，在措利孔和基尔希贝格的湖畔，在苏黎世图书馆的自习区，弗拉基米尔向特蕾西娅交换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不同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先锋党，以强有力的权威引领大众完成革命。
——二十年前的记忆在特蕾西娅脑中复苏，漫步在苏黎世大学的校园内，她思考着，如果说那时她的手中不是巴别塔，而是像弗拉基米尔同志描述的那样一个“先锋队”政党，辅之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那么那场内战的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卡兹戴尔和萨卡兹，乃至整个泰拉大陆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特蕾西娅的思考，她开始试着像弗拉基米尔一样通过文字记录自己的思考与主张，但突然爆发的革命与战争的转折打断了她的计划，也结束了她在苏黎世大学的学业——在1917年的夏季，父亲在兰斯泥泞的战场上寄回了最后一封信，弗拉基米尔同志听闻俄罗斯革命的消息回到了祖国，短短半年以后的11月，特蕾西娅便在报纸上再次见到了弗拉基米尔同志——哦不，列宁同志的照片：他站在一辆坦克上向人民宣布十月革命的消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而由于选择与激进的***人站在一起，她被开除出苏黎世支部，与当地工人交流而遭到苏黎世大学处分，随后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
而当她再次安顿下来，已经是1920年的冬季在法国——她得到了欧洲最古老的巴黎大学的认可，并得以在索邦的校园内享受和平的同时专心思考在苏黎世中断的事——如果能有机会回到泰拉，那么该怎么再次尝试实现自己关于萨卡兹和卡兹戴尔的理想？在巴黎的日日夜夜，在与巴黎的工人们充分交流的同时，她也渐渐完善着她的思想，在纸上与笔上，一个新的卡兹戴尔蓝图被勾勒出来。
四年后，她以一贯的优异成绩从巴黎大学毕业，并以德意志自由工人协会法国会员和德国***党员的身份加入第三国际革命输出委员会工作，而在1925年的不列颠，她也成为了在朴茨茅斯登陆的第一批法国志愿者。——在1925年的不列颠岛，她再次见到了她在1919年的欧洲大陆所见到的情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与资产者的国家机器相对抗，以武装的无产者代替了警察与军队的政权——她愈加熟练地指挥赤卫队与正规军对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作战经验与欧洲的新式战术相结合，在不列颠岛的战场上发挥出令人惊异的效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蕾西娅为革命输出委员会热情地工作着，俄国的同志们说他们在她身上想起了菲利克斯和斯维尔德洛夫，但她却只莞尔一笑——相比于那些站在时代浪头的同志们，她还做的太少太少——在五大湖的工业区和墨西哥高原的办公室，在巴塔哥尼亚和智利的民兵营地，甚至在亚历山大港，贝尔格莱德，加尔各答和东方的上海，她在那些年里走过了世界的各个大洲，为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与斗争而奋斗。
在从上海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汽船上，特蕾西娅绝不会想到自己还有回到泰拉的那一天，而那些她为卡兹戴尔和萨卡兹的事业准备的册子和文章，她也绝不会想到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甚至很多时间里，他们都被她忘在了革命输出委员会的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