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连取得了两次胜利之后，阿莱克修斯又将目标放到了第三件事上。那便是重新核定教产，并且将各地相互独立的教会活动重新统一起来。

　　对于这件事，无论是东方的教士还是西方的教士，都兼有支持与反对者。支持者大多支持的是将教会活动联合起来，反对者也比较集中，他们主要是反对核定教产。

　　但对于这件事是否能够推行而言，世俗的力量远远要强于教会的力量的。教会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之强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在此时甚至后世如同摧枯拉朽一样战胜各地的原始宗教，并非是他们的信仰更为高尚，也并非是他们的神明真的强力，最为本质的原因不过是组织的力量而已。

　　在罗马帝国逐渐衰落的时候，历代皇帝们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辅助国家政治的工具，并且将救济难民与扶危助困等工作转移给了这个宗教。换句话来说，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政府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一体两面。随着帝国逐渐衰落，教会承担的责任与职能也日趋增加。因而在罗马帝国西部彻底瓦解之后，教会实际上肩负起了区域治理的任务。无论是传播文化还是组织拓荒，无论是消灭匪徒还是修建集市，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教会的影子。通过从教宗到教士的多级体制，教会能够在广泛的区域内集中资源对抗各种社会自然危机，这也是中世纪教会之所以能让百姓心安理得的接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不信仰基督教的地方，一旦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衰弱，百姓的社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是各种宗教开始争夺信徒的时候了。这种情况甚至在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也屡见不鲜，毕竟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罗马政府一样以关注基层社会为主要目的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的希腊多神教，亦或者东方的佛教和道教，怎么能和基督教这种职业化的救灾队相抗衡？换句话说，组织形式原始而落后的传统多神宗教，如何对抗已经如同罗马帝国政府影子一般雷厉风行的基督教？

　　想要充分发挥基督教的社会救济能力，并且减少社会维护的成本，就不能打垮基督教的组织能力。因此阿莱克修斯要维持基督教的组织力量，甚至要加强各个新建牧首区之间的关联。阿莱克修斯深知这一要点，因此在拆分了西部教区之后第一件事便是与各牧首区之间加强联系，以便于继续维持原本由教会维持的各项救济事务。

　　但是，另一方面，阿莱克修斯也决然不能接受基督教会掌握大量的财富，因此要核定教产，以便于规定各主教区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是方便从教产中征收税额。毕竟有的教堂所辖产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完成本教区任务的数额，多余的土地要么由国家发放款项赎回成为国营农场，要么定期缴纳赋税成为和普通田产无二的土地。

　　对此，各地的教会都是或多或少表示了反对。但安纳托利亚与巴尔干的教会，大多都已经接受了皇帝的规划，早早地进行了土地赎卖与测量。而两西西里地区作为诺曼人曾经的大本营，所有的田产都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土地审查。至于基辅、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牧首区的土地，也是新近征服的疆域，同样接受了严格的审查，自然问题也不大。最抵触的不过是法兰西、北意大利、德意志、不列颠尼亚等西部教区的教士罢了。对于这些教士们，西方的封建贵族们早就已经和皇帝通过气了，当法兰西、英格兰与阿勒曼尼的皇帝都支持土地审核的时候，谁还敢反对呢？罗马教廷早已经被罗马军队攻陷，现在的教会还能拿出多少武装来反抗各国的君主们？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地的牧首们联合起来签署了所谓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公约》，这份公约主要包括了三大内容：

　　其一，首先规定重新划分西部教区，各新教区统一接纳君士坦丁堡教区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并定期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

　　其二，规定了各教区援助埃及与耶路撒冷的份额，通过派遣教士的方式支持亚历山大与耶路撒冷两个牧首区的重建工作；

　　其三，规定了各主教区在重新划分之后要核定教区内人口、土地与职责，职责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教育、支援水利工程建设、救济贫困与孤寡老人、开设医院等等。

　　其中第三点的规划则尤其困难，不过阿莱克修斯则坚信这是值得的。一方面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西部各教区根本无力进行如此规模庞大的计算，具体的计算还需要罗马人的协助，这样一来就更方便了阿莱克修斯加强对西部的了解。换句话说，如果欧洲各国的人口、土地、田亩都清楚地摆在罗马皇帝的面前，那管理他们还是困难的事情吗？

　　同样，通过确立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至高地位来加强对西部各地的教会干预，再通过将教会的职能法律化的办法来干涉西部各国的社会职能，等到西部各国的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都完全被东地中海的皇帝掌握的时候，这些国王与地方上的军团长还有什么区别？当然，阿莱克修斯显然不会把这个隐藏的目的说出来，更何况这个长远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还不确定。

　　当然，另一方，他也不会因为加强了教会的职务便放弃对国立医疗和国立大学等公共项目的投入。让教会来完全执行这些任务的话，帝国政府不就成了教会的保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