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秦国的劳动力，因为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无法支撑规模急剧扩张的军工产业，而同时又不能为了区区军工生产，就打破秦法的束缚——这么做绝对后患无穷，那么，秦王政就只能设法外聘了。
如此一来，军火生产的一切瓶颈问题很快解决，秦国的军工产能得以迅速扩张。
但是，这样一来，又导致了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人口飞速增加，使得秦国的粮食供应变得紧张起来。
而在秦国的耕战体制之下，没有任的何闲人和富余劳动力（至少账面上没有），让一个壮丁进工厂，地里就少了一个农夫，军队里也少了一个士兵——田亩之中种地的农夫，每年还有农闲时间可以操练和出征；可是在三班倒全年无休的血汗兵工厂和死亡矿坑里，工人们该在什么时间训练服役？睡梦里吗？
更关键的是，秦国的耕战体制，根本没有本国人口大规模变更职业的合法途径：这是要厉行禁止的！
秦王政的对策，是大量动用刑徒和从关东购买奴隶，然后刑徒进工厂，奴隶下矿坑，这样貌似就用压榨“非正常人”的办法，维护了秦法的秩序，保障了耕作和打仗的人力资源。
但下一个问题是，就算用奴隶来做苦工，可奴隶也是要吃饭的。
——这样就大量消耗了关中的余粮，影响了军粮的囤积速度，干扰了秦军的备战。
偏偏秦国虽然能从关东获得许多人才和资源，但若是想要大规模进口粮食这种沉重的大宗物资，却非常困难。一方面是战时各国都管制粮食贸易，除非得到官府的批准，否则很难让大批粮食出口，一方面是秦国乃四塞之国，各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自然不易，但关东的粮食想要大规模运入关中，也同样不轻松……
那些丝绸锦缎，药材珍宝，倒是还能从巴蜀翻越秦岭的千沟万壑，源源不断汇聚到咸阳的宫廷之中。
所以，在统一战争持续期间，关中的粮食价格始终居高不下，从而进一步抬升了军火生产成本。
凭着秦国“利出一孔”的耕战国策，虽然可以轻易拉起数十万悍不畏死的农兵，但偏偏在横飞的炮弹和霰弹，还有轰鸣的爆炸物面前，甭管是再怎么无畏的勇士，也会被瞬间打成一堆烂肉。
可是，咸阳府库里的钱粮，实在是不够嬴政如此糟蹋，怎么办呢？
——虽然这个时代的中原烽火连年、兵戈不休，但同时也商业繁荣，贸易昌盛，从而催生了早期的银行业和放贷者。比如大名鼎鼎的齐国孟尝君，因为封地的租税不够用，就靠放贷牟利来豢养三千门客。
到了战国中晚期，在魏国的大梁、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等大城市，都出现了专营金融业的早期银行家：当时被称为“子钱家”。
——子钱，即以母钱生子，实乃利息也。这些“子钱家”不仅放贷取息，而且还提供贵重物品保管和货币兑换服务，此外往往还经营一些珠玉宝石之类的奢侈品买卖。
这年头不仅中原列国各有货币，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年份发行的货币，成色也差异很大。
为了让这么多千奇百怪的钱币，能够在同一个市场上流通，兑换业务自然必不可少——不仅包括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还有金银与货币之间的兑换。而从业者们的利润也是极其丰厚，最终甚至形成了专业的外汇市场和炒外汇的大户、散户——战败或受灾国家的币值会狂贬，而战胜国的币值则会上升……
由于秦军屡战屡胜，秦国钱币的价值长期虚高，而秦国朝廷也因此长期能够收到最多的铸币税。
——虽然不如后世某霸主只需印绿纸便可换金银，但秦国铸造铜币赚到的差价，也是堪称暴利。
只是近年来，南方越人的钱币也出现在了中原的金融市场上，这些越盟钱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不像战国七雄那样只有铜币，而是有真正的金币银币——金凤和银龙和铜海豹，故而刚一推出，就广受欢迎。
结果在无形之中把“秦半两”的汇率打压下来了不少，导致秦国少府的铸币税收入大减……
这些中原的早期金融家，在聚敛了大量财富之后，就本能地开始寻找各种投资渠道，同时结交官面上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后盾，甚至插手国政与战争，把列国之间的浴血厮杀，视为牟取暴利的捷径。
——除了废立君王之外，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投资战争更赚的呢？
当然，投资战争的风险也很高，动不动就赔个干净。
比如最后一位周天子，头脑发热参加合纵攻秦的周赧王，数十年前用高息贷款装备了五千军队，本以为能够捡便宜，谁知却是一败涂地、血本无归——之前的借贷自然无力偿还，债主们每天拿着借据跑到宫里鼓噪闹事，逼得周赧王只好躲到高台上图个清净继续当老赖，留下“债台高筑”的“美名”……
可问题是，没有高风险，哪来的高收益？但凡是玩金融的“狼灭”们，哪个会害怕高风险？
所以，当秦王政许下慷慨的承诺，以极高的利息和土地赋税为抵押，大肆发行战争债券的时候，各国开办“子钱家”的金融大鳄们便蜂拥而来，慷慨解囊，用滚滚而来的现金流，重新填满了秦王的金库。
对于国际金融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利息够不够高，抵押品够不够丰厚，还有风险预期等等……
综合来看，秦国显然是一个不错的优质大客户，论借贷规模，还是巨无霸等级的那种。
既然如此，大梁、邯郸、临淄甚至琅琊的“子钱家”，又有什么理由不对秦国押上重注呢？
万事俱备之后，大秦虽然已经有些落伍，但还能正常运转的庞大战争机器，迅速全面开启，首先碾碎了韩国——此时的韩国差不多已经只剩新郑一座孤城，投降派和抵抗派还在内斗，结果被轻易灭亡。
在灭韩之后的最初几年，秦王政基本还算是保持了一种旧贵族的风度，他给末代韩王分配了封地，对投降的韩国贵族也还算宽容，更没有灭绝韩国王室的宗庙祭祀，或者盗掘历代韩王的陵墓。
即使是秦廷中的韩国人，比如郑国渠的修建者，对此也没用什么不满和异议。
韩国之后，秦国下一个兼并的目标是赵国，但是，跟已经被打断脊梁骨的韩国相比，赵国的骨头还硬得很。而赵军主帅李牧，更是攻守皆擅长的一代名将，尤其精通防守反击战术，屡屡在防御战中击破秦军。
再加上邯郸城内的“国际金融家”趁机游说，最终让赵国朝廷信心崩溃，开城乞降。
跟灭亡前夕已经被压榨到没什么油水的韩国相比，赵国一直到灭亡的时候，块头依然很大，王室和官府遗留有很多资产可以接收。
而赵国的贵族们为了在亡国后保命，按照惯例也必须吐出很多资产来。
所以，当秦王政在战后前去巡视邯郸、顺便报仇雪恨（坑杀那些小时候欺负过他的人）之时，不仅邯郸本地的“子钱家”商贾们，自恃有劝降赵廷之功，前来向秦王邀功兼催债。
就连临淄、大梁等地的“子钱家”，也纷纷亲自前来，或者派代表过来觐见秦王，参与分赃，俨然已经把赵国当成了囊中之物。
虽然欠债还钱这种事情，自古乃是天经地义，但不是同样还有“人死债消”之说吗？
总之，看着那些妄想向自己讨债的奸猾商贾们，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被集体屠杀，嬴政无比愉悦。
只是，嬴政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理论上地位低贱的国际金融家，真的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吗？
他们这些号称“素封之君”的狠人，当初敢放贷给你这个秦王，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反制手段？
你以为自己只是惩治了一批贪得无厌的卑贱商贾，早该铲除的社会蛀虫。
殊不知这些敢于给秦国放贷的“子钱家”，里面究竟有多少秦国公室贵族、朝臣宿将的股份？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谋取私利的白手套？
你给这些国际金融家们【付铁钱】，其实跟抢劫自己的大臣和将军们，又有什么两样？
这个《魏奔命律》又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魏国在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颁布的，用于透支国力的恐怖法律。
总的来说，就是民间的赘婿、后父和经商开店者，因为不肯好好耕种劳作，修治家室，所以一律算是罪人，统统没收财产，然后征发从军，充当敢死队，不给犒赏和军饷，也没有退役，直到全部打光为止。
当然，以魏国大梁的商业之繁茂，若是摧毁大梁的全部商家，魏国的朝廷也就差不多完了。
所以，在实际执行之中，魏国的官吏们是放了老虎，专打苍蝇。
那些有身份有背景的豪商大贾，根本没人敢动，只有没背景的小商小贩，会被折腾到家破人亡。
但饶是如此，还是能够迅速获得一笔巨款和一群炮灰，类似某褐色瘟疫迫害犹太人。
当初魏国就是靠着这种恐怖手段，在仅剩的东边半壁江山里筹集出一支精兵，把四方邻居暴打了一遍。
后遗症则是全国绝大部分的工商业和耕地，都被兼并到几十家寡头手里，国君对朝政失去了控制。
如今秦国已经有了天下大半，就算跟国际金融家撕破了脸，只要搜刮一番国内商人，不就有钱了吗？
但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有严格的“什伍告奸”和“户籍控制”，也就意味着在没有官府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进行长途旅行——也就说是，秦国除了乡民赶集之外，根本没有本国的自由民职业商人，只有“不在秦制约束之下”的“外国商人”，以及拿着特许证的贵族大臣们拥有的店铺作坊和私人商队。
前者不受秦法管束，于是秦王政割肉的刀子，就只能砍在后者，也就是秦国权贵们的屁股上
但是，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最在意的始终还是封地啊！
——啧啧，好像大家都亏惨了啊！咱们这位大王，可真是贪得无厌啊！
哎，还是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