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阿卡迪亚。”——爱德华.吉本，英格兰政治运动之父
圣马洛号平静地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今天是它离开勒阿佛尔的第三十一天了。这艘代表着风帆造船业和19世纪30年代机器制造业最高水平的中型客运帆船在一片仓皇中出航，以至于它的水手和船员到岗的只有五分之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次旅行比往日的几次来的舒适和惬意，相反它在拥挤中匆匆航向新大陆。
尽管拥挤，但食物和淡水并不短缺。匆忙上船的旅客们无一不是倾家荡产、携妻带眷只为踏上前往新大陆的航船，怎么愁手提箱里没有面包和葡萄酒呢？即使是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圣马洛号上也无一人吵闹，除去那些时而啼哭的婴儿。七月八日的兵变让大量奥尔良和菲尼斯泰尔地区的贵族和反对自由思想的各界人士匆匆逃离法国。大多数人亡命于普罗旺斯和金雀花，他们能够不失体面且不费钱财地到达这里、并凭借自己的身份和认同快速融入新的贵族社会。坚定的正统主义份子可能会远渡东非或科伦坡，他们在那里的社会地位来的要更高、但却不甚富裕。无论如何，这些反动分子都不会想留在法国，也不大可能留在英国，共和份子在这里大行其道并将保皇军队打得节节败退。
圣马洛号的目的地是新安茹，号称大西洋彼岸的马赛。这座新兴的港口城市充满朝气而又不失韵味：金雀花皇帝的建筑师们精心规划它的每一条道路上的砖石和每一片屋顶上的天窗，以确保这座精致城市的法国风味。金雀花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感到自豪，他们的工厂连成片区、田野同样如此，穿插其间的是砖石铺就的大道。界限分明的玉米田和烟囱即使在近处仰视也颇为壮观，而这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郊野。同法国一样，金雀花也似乎有着强烈的乡野和外省排斥主义，但也仅限于城市之外。
金雀花人走在城市整齐铺就的鹅卵石路上，随时准备嘲讽任何一个同样踏上道路的外邦人：他们嘲笑七省人的建筑和街道排列死板，“就如同《比利时报》第三版的数独网格一般排列“。他们同样嘲笑文兰、墨西哥和亚美利哥其他”不着边际“的国家的街道过于狭窄，更别说连气派的歌剧院和政府大楼都没有。对于这些自诩真正的法兰西人的金雀花人来说，荣耀不仅归于他们的军队、音乐，同样归于宏伟豪华的建筑工程。即使是对于法国人，他们也毫不客气：巴黎固然充满荣光，但它的沟渠也臭味难当！金雀花人虽然看起来有些过于骄傲，但这种自信的热情却能建设好他们的国家。这个”帝国“自六十年前在和平中诞生以来，便从来没有一刻拥有过令国家机器停滞不前或缓速前进的想法。
圣马洛号上的绝大多数乘客都是匆忙登船的反自由派人士或者反自由派人士的有关系者，除开几位为了经营生意匆匆返回的企业家。当然，他们的旅途可能并不会如想象中那么舒心。普遍来说他们的行李和随行物品为数众多以至于挤满了整个三等舱。二等舱和头等舱也异常拥挤，以至于这些老爷们不得不屈尊与他们的家仆或其他自己仇视的或素不相识的贵族同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幸运者可以独居一室或与夫人共居。没那么幸运的人通常也囊中羞涩。
如果这一艘船仅仅是满载贵族航向新安茹的话，那么它在这片每天有超过四百艘蒸汽或风帆动力的船只航行的大洋上也显得有些普通。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正统主义者中鲜有于科学、文学、哲学和历史学方面贡献杰出的人：在加冕礼之后，贝朗瑞的诗歌传遍了大街小巷，无数的保皇派知识分子开始向空论主义、左翼王朝派甚至自由主义者与共和党人方向靠拢。可以说在1836年8月12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扛起正统主义者学术大旗的人了：如果我们把路易.弗约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排除在外的话。前者目前端坐于罗马公使馆、与枢机主教们交谈甚欢，而后者则消失的无影无踪，传言他去了锡兰并在那里有一座堪比维贡府邸的庄园。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百零五个“阿里斯托克“里面找不出哪怕一个在声名和学识上输过狂热的巴尔扎克的人，尽管他以贵族之身行自由之事。”在法国的革命可能带有古老的华伦斯坦主义倾向，但总体来说还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但很抱歉我无法与社会主义者共事。所以，我不得不向您告别，我亲爱的德.德蒙。愿您在英格兰前程似锦。同时祝愿我们伟大的国家永远繁荣，自由的荣耀和上帝的荣光永远法国！ “
书信即将写就，就着难得的阳光写作的年轻人却无法落款。这并非是因为他在海上无法享受邮政，因为最多一天之内圣马洛号就会先行停靠新布鲁日——阿卡迪亚最大的城市、自由之都，而他本人也将在这里提着手提箱与其他一百零四位“贵族同僚“挥手告别；而是因为他对于未来突然感到有些无所适从。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法国，前往阿卡迪亚，来到未知的世界。这也是他第一次从专制的土地上被解放，来到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未知的，而可贵的自由也在民族主义的剑和君主主义的长枪下岌岌可危，多数人的专政的威胁、暴民政治的隐患和他本人的悲观倾向也似乎让这片自由的土地之上笼罩了一片阴霾。
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他一直所期望的自由之国，七丘的国度。七省人民曾经推翻了勃艮第统治，现在他们也永远不会屈服于专政的刺刀之下。他坚信，凭借自己的声望、名誉和丰富的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知识，他将与其他有志于维护与巩固自由的人们共同抵抗君主主义的入侵，并最终建立起永远不会倒下的自由灯塔。
太阳从玻璃窗外照进船舱，过于耀眼的日光似乎让他有些无法睁开眼睛。他勉强挤出一条缝，用笔写下了信的最后两行：
Alexis de Tocqueville
au Nouvelle Bru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