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托雷是被口号声吵醒的。
不是维特罗夫卡惯常的鸡鸣狗吠，而是一种整齐的、从几百个喉咙里同时迸出的声音。他睁开眼睛，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灰尘从木梁间簌簌往下掉——不是地震，是几百双脚踩在冻土上的共振。
他坐起来，看了一眼窗外。天刚蒙蒙亮，街道上已经站满了人。不是工人——是学生。穿着黑色的学生制服，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白字。他们的脸很年轻，最小的看起来不到十六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
多托雷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口号声猛地涌进房间
“取消愚人众特权！”
“还我粮食，还我土地！”
“罢工！罢课！罢市！”
不是一个人在喊。是几百个人一起喊。喊完一轮，停几秒，再喊下一轮。节奏感很强，像训练过的。多托雷靠在窗框上，看着那群学生从街道那头走过来。他们后面跟着工人——穿着破棉袄，举着横幅：“工资十年不涨，我们活不下去了。”工人后面是农民，羊皮袄、毡帽、冻红的脸，横幅上的字歪歪扭扭：“还我种子，还我地。”农民后面是商人，平时最胆小的一群人，今天也站在了队伍里：“税太重，做不起生意了。”
四个群体，四条横幅，四个声音。但在广场上汇合的时候，口号变成了一个：
“不合作！不服从！不低头！”
多托雷站在窗前，看着这支队伍从城东往城西走，穿过维特罗夫卡唯一的主街。街边的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了，有人探头看，有人往队伍里扔面包，有人直接跑下楼加入了队伍。队伍越来越长，从几百人变成了上千人。一个面包店老板把门板卸下来，站在门口喊：“我不开门了！今天不做生意！”一个退伍老兵拄着拐杖站在路边，冲着队伍喊：“好样的！我儿子死在异国他乡了，你们替他喊！”
“你之前跟他们说过罢工的事。”
“说过。但我没说今天。甚至没说这周。他们自己定的时间。”
多托雷开始穿衣服。深灰色大衣，双排扣，毛领。穿得很慢，一颗扣子一颗扣子地扣。
“你打算怎么办？”
“隔岸观火。”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广场上已经聚集了至少两千人。纪念碑底座上站着一个人——不是工人，不是农民，是那个高个子女生。她的声音很大，不用扩音器就能让广场上的人都听到。
“我叫安娜，是维特罗夫卡中学的老师。”她说，“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想当英雄。是因为我的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我们的粮食被抢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去找镇长，镇长说这是愚人众的事。我去找愚人众，他们让我滚。我找不到答案。所以我来这里，和你们一起找。”
广场上有人鼓掌。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废除愚人众的粮食征购特权。第二，工厂工资涨一倍。第三，停止强制征兵。第四，释放所有因抗议被捕的人。第五——成立民选议会，至冬的事情由至冬人自己决定！”
最后一条喊出来的时候，广场上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了今天最大的声浪。“至冬人自己决定！”这句话像火一样，从纪念碑底座蔓延到广场的每一个角落。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老兵、妇女——都在喊。有的人不知道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在喊。因为这句话喊出了他们心里憋了很久的东西。
多托雷站在人群边缘，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激动，没有感动，只是看着。
“你在想什么？”我问。
“在想他们能坚持多久。”他说。
“不是在想这是你发起的？”
“不是我发起的。是学生发起的。我只是说了几句话。他们做了决定。”
他话音刚落，人群的喊声变了。不是恐惧，不是尖叫——是愤怒。广场东侧，愚人众的士兵出现了。不是骑兵，是步兵。一排排黑色的军装，盾牌，枪。他们不是来维持秩序的——他们的枪口对着人群。
人群没有散。两千人，面对着两百个士兵，没有散。不知道是谁先喊的，但很快所有人都开始喊：
“开枪啊！你们开枪啊！打死我们，你们自己种地去！”
士兵的队伍里有人动了一下。不是前进，是犹豫。
安娜从纪念碑底座上跳下来，走到人群最前面。她没有旗子，没有横幅，就一个人，站在两千人和两百个士兵之间。
“你们也是至冬人。”她说，声音不大，但广场上每个人都听到了，“你们的爹娘也在种地。你们的兄弟姐妹也在工厂里加班。你们手里的枪，对准的不是敌人。是对准了你们的爹娘。”
士兵的队伍里，有一个年轻的士兵把枪放下了。不是命令，是自己放的。枪托砸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军官在喊：“拿起枪！拿起枪！”但没有人听他的。
安娜转过身，面对人群。
“今天，我们赢了。”
广场上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不是那种压抑的、克制的欢呼，是真正的、从嗓子里涌出来的、两千人同时发出的声音。有人哭了，有人抱着旁边的人跳，有人跪在雪地里捂着脸。
多托雷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这一切。他的表情终于变了一点——不是激动，是一种很轻微的东西，像是确认了一个实验结果。
“小王。”他在脑子里叫我。
“嗯。”
“他们赢了。”
“暂时赢了，不过我有预感会全国普及，那时候恐怕就会血腥镇压了。”
“对。暂时。”他转过身，离开广场，往仓库的方向走。“但今天这个‘暂时’，值了。”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安娜被人群举起来了，举过头顶，像一面旗帜。横幅还在风里飘着，上面的字被雪打湿了，但“至冬人自己决定”那七个字还能看清。
“小王。”
“嗯。”
“如果我今天不在维特罗夫卡，他们也会这样做。”
“对。”
“所以我不重要。”
“你重要。但不是不可替代的。”
他点了点头，继续往回走。
回到仓库的时候，门开着。里面坐着五个人——安娜、列昂诺夫中尉、彼得、维克多，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里抱着厚厚一叠传单。
“多托雷先生。”安娜站起来，“我们知道你。”
“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从愚人众总部出来的。知道你和他们不是一路人。知道你在维特罗夫卡做的事情。”她的声音很稳，“今天的事，您看到了，我们赢了。但我们也知道，愚人众不会善罢甘休，我们需要您。”
“需要我做什么？”
“教我们。怎么组织，怎么坚持，怎么不被镇压下去。”
多托雷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今天做得很好。但你们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你们暴露了。安娜，你的脸被两千人看到了。愚人众会记住你。今天他们退是因为士兵不想开枪。明天来的不会是犹豫的士兵，而是刺杀你的刺客。”
安娜的脸色变了一下，但没有退缩。
“那我应该怎么办？”
“躲起来。不要露面。让没有暴露的人继续组织。你从明处转到暗处。”
“那你呢？你也在明处吗？”
“我不在明处，我从来没有在明处。今天是你们自己站出来的，不是我。”
安娜盯着他看了很久。“您是个人主义者。”
“对。”
“但您说的对。”
她把传单递给那个戴眼镜的学生。“从今天起，我不出面了。你来。”
学生接过传单，手在抖。
多托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放在桌上。“这上面写了八条规则。组织的时候用。”
安娜拿起那张纸，展开，看完。折好，放进口袋。
“多托雷先生。”
“嗯。”
“您说过，‘不效忠任何人，只效忠共同的纲领’。您的纲领，我们用了。”
“不是我的纲领，是你们的。我只是写了。”
安娜走了。其他人也跟着走了。仓库里只剩下多托雷一个人。
他坐到桌前，翻开笔记本。
“小王，你之前说，五四运动是学生发起，工人商人响应。”
“对。”
“今天的运动，也是这样。”
“对。”
“但五四运动后来被镇压了。”
“对，但它的精神留下了。思想传出去了，同志多得是。”
多托雷站起来，走到窗边。广场上的人还在，没有散。有人在演讲，有人在唱歌。至冬的民谣，调子很悲，但今天唱起来，不那么悲了。
“小王。”
“嗯。”
“今天的事，不是我指挥的。是他们自己干的。”
“我知道。”
“但他们会说是‘多托雷先生领导的’。”
“对。”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因为你有了名声。坏事是全算你头上愚人众以后绝对不会轻饶你。”
他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
“我不会让他们抓到我的。”
他关上窗户，走回桌前，坐下来。广场上的歌声隔着玻璃变得模糊了，但还能听到。
他翻开笔记本，窗外的歌声还在继续。维特罗夫卡的冬天很长，但今天，雪地上多了两千双脚印。那些脚印没有被雪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