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雯在埃迪特·兰谢尔的公寓里住了下来。
埃迪特把埃里克的旧房间重新收拾了一下。她换掉了蓝色的星空壁纸,因为瑞雯说她不喜欢蓝色。她换成了淡绿色的壁纸，颜色像春天的新叶。
她拿走了书架上的那些童书，换成了瑞雯可能会喜欢的东西一盆绿萝，一个玻璃罐里养着的两条金鱼，一个用碎布缝的、五官歪歪扭扭的布偶娃娃。
埃迪特不会做布偶娃娃。她是钢琴教师，她的手在琴键上比在针线上灵活得多。但她在厨房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缝了三个晚上，缝出来的娃娃像一只长了手脚的土豆。瑞雯把它抱在怀里，从来没有松开过。
白天，埃迪特教瑞雯弹钢琴。瑞雯的手太小了，够不到八度，所以埃迪特教她识谱，教她把手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教她弹最简单的练习曲。瑞雯的手指不灵活，按下去的时候太重，抬起来的时候太慢，弹出来的声音像一只在冰面上打滑的猫。
但埃迪特不催她。她们坐在那架从柏林运来的、已经有三十年历史的立式钢琴前，一个教，一个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黑白琴键上，把瑞雯深红色的头发照成了金色。
下午，家教来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得体的套装，戴着金丝眼镜，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台被调好了音量的收音机。她教瑞雯读书、写字、算术。
瑞雯学得很快，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在终于有了学习机会时的那种贪婪的快。她像一个干涸了很久的海绵，每一个字、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新知识，都被她吸进去，储存在那个在街头流浪时从未被使用过的、空荡荡的、饥饿的大脑里。
晚上，埃迪特和瑞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是东河集团送的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在那个年代还是奢侈品。节目不多，信号也不稳定，画面经常被雪花覆盖。
但瑞雯喜欢看电视。
她喜欢那些在小小的屏幕上移动的、黑白的、模糊的影子。她喜欢那些影子发出的声音。她喜欢坐在沙发上，靠在埃迪特的肩膀上，感觉到埃迪特的手臂环着她的肩膀，感觉到埃迪特的体温透过毛衣传过来，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
埃迪特在瑞雯睡着之后，会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在黑暗中，听着瑞雯的呼吸声。那呼吸声很轻，很均匀，像一个在长期的饥饿之后终于吃饱了的人的那种满足的、深沉的、不带任何梦的呼吸。埃迪特听着这个声音，想了很多事情。
想到了瑞雯身上的那些瘀伤。想到了她在雨中蹲在面包店遮雨棚下面的样子。想到了她吃炒鸡蛋时那种和自己的身体谈判的、缓慢的、小心翼翼的咀嚼。
想到了她第一次坐在钢琴前，把手指放在琴键上时，眼睛里出现的那种光，像一个在沙漠中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水时的光。
她在黑暗中闭上眼睛，听着瑞雯的呼吸声，慢慢地睡着了。
埃里克第一次见到瑞雯是在1946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
他像往常一样在下午三点到达褐石公寓。
他按了门铃，母亲开了门。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盘在脑后，脸上有一种埃里克很久没有见过的表情、像春天的阳光照在冬天的雪地上时的那种融化中的表情。
“你来了，”她说，侧身让埃里克进门。
埃里克走进客厅。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一个看起来比他记忆中照片上大了一点的女孩。深红色的头发剪短了，齐耳，露出耳朵上的一颗小小的痣。浅蓝色的眼睛看着他，没有躲闪，没有讨好，只是看着他。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条母亲的衣服改小的深蓝色的裙子。她的脚上穿着一双棕色的皮鞋，新的，鞋底没有磨损。
“埃里克，”母亲说，“这是瑞雯。”
埃里克站在客厅中央，看着那个女孩。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母亲喜欢的那种法国面包，他每周日都会买。他把纸袋放在餐桌上，走到沙发前，在母亲通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坐下。母亲坐在他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瑞雯坐在沙发上，在他们之间。
“你好，瑞雯。”埃里克说。
“你好。”瑞雯说。
他们沉默了。
埃迪特在椅子上微微向后靠了靠，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埃里克和瑞雯。她的脸上还是那种温暖的表情。
“妈妈说你很忙，”瑞雯说。
“是的。”埃里克说。
“你在忙什么？”
母亲看了埃里克一眼。那种眼神是一个母亲在问她的儿子：“你要告诉她多少？”
埃里克看着瑞雯。那双浅蓝色的眼睛还在看着他，没有躲闪，没有讨好，只是看着他。他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什么东西。
不是天真。
一个在纽约街头流浪了三年的孩子不可能天真。也不是世故，—个十二岁的孩子不可能世故。是某种在两者之间的、埃里克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东西。也许是一种生存者的本能。一种在经过了最坏的之后、对所有可能到来的东西既不期待也不恐惧的、平静的警觉。
“我在工作，”埃里克说，“很多工作。”
瑞雯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她的手很小，手指很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她的左手腕上有一个淡粉色的疤痕，像一条被时间磨平了棱角的、几乎要消失的蚯蚓。
埃里克看到了那个疤痕。
他没有问。
母亲站起来，说：“我去泡茶。”她走进了厨房。客厅里只剩下埃里克和瑞雯。
瑞雯抬起头，再次看着埃里克。这一次，她的眼睛里多了一点东西。是一种她在测量距离时才会有的、精确的、冷静的注视。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在测量对岸的距离。
“你不喜欢我，”瑞雯说。
埃里克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一下。
“不是不喜欢，”他说，“我不了解你。”
“你可以了解我，”瑞雯说，“你妈妈了解我。”
“我妈妈不是我。”
瑞雯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她做了一件埃里克没有想到的事。
她笑了。
不是那种礼貌的、社交的、用来掩饰不安的笑。
是一种带着一点点讽刺的、像一只猫在观察一只老鼠时的笑。
“你说得对，”她说，“你不是你妈妈。你是那个让警察不去调查我的人。”
埃里克的手指停了。
“你怎么知道的？”他问。
“东河集团的人每天在楼下，两班倒，二十四小时，”瑞雯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课文，“他们的皮鞋是东河安全部队的制式装备，鞋底的磨损模式和我在一本军事杂志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她停了一下，看着埃里克的眼睛。
“你是一个重要的人。你在做一些重要的事。那些事和你妈妈的鱼、和你每周日带来的面包、和我在你的旧房间里睡觉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在这里，你不会让任何你不信任的人在这里。”
埃里克看了她三秒钟。
“你多大了？”他问。
“十二。也许十三。我不知道。”
“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
瑞雯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腕上那个淡粉色的疤痕。
“街上，”她说，“在街上，你要么学会看人，要么死。我没有死。”
厨房里传来茶壶的哨声。母亲端着茶盘走出来，盘子上放着三杯茶和一碟饼干。
她把茶盘放在茶几上，在埃里克和瑞雯之间坐下，拿起一杯茶递给埃里克，一杯递给瑞雯，一杯留给自己。
她喝了一口茶，看着埃里克和瑞雯。
“你们在聊什么？”她问。
“聊工作。”埃里克说。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有继续问。她知道“工作”这个词在埃里克嘴里是什么意思。那是王尔德的世界。那是核弹的世界。那是她和瑞雯都不会被邀请进入的世界。
她接受了这一点，就像她接受了埃里克每周只来一次、来了也不笑、坐在椅子上喝一杯茶然后离开一样。
她接受了，因为这是她仅有的。
瑞雯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拿起一块饼干，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递给埃里克。
埃里克看着她手里的那半块饼干，看了两秒钟，然后接过来，吃了。
母亲看到了这一幕。
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瑞雯，”母亲说，“你想弹一首曲子给埃里克听吗？”
瑞雯点了点头。她走到钢琴前，坐上琴凳，把手指放在琴键上。她弹的是埃迪特教她的第一首练习曲。
一首最简单的、只有右手单音的、像儿童走路一样一步一顿的曲子。她的手指还是不够灵活，按下去太重，抬起来太慢，有几个音弹错了，有几个音弹得时值不准。
但埃里克听出了别的东西。在那首笨拙的、磕磕绊绊的练习曲里，有一种不属于技巧的、更本质的东西。
一种她通过那些琴键在说的事情。一种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分析、不需要任何智力的介入就能感受到的事情。
她在说：我在这里。我在活着。我在试着弹一首曲子。我在试着成为一个人。
曲子弹完了。瑞雯把手指从琴键上抬起来，放在膝盖上，转过头，看着埃里克。
埃里克看着她。他看着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看着那个淡粉色的疤痕，看着那双被母亲修剪过指甲的小手。他想到了那份风险评估报告，想到了“建议转移”那四个字，想到了自己在那个词下面画的那条红线。他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他只知道，在这一刻，在那首笨拙的练习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在这个房间的空气里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是关于安全的决定。不是关于风险的决定。不是关于任何可以被写入报告、被分析、被评估的决定。
是一个关于人的决定。
“弹得不错，”他说。
瑞雯的嘴角动了一下。
“谢谢，”她说。
那之后，埃里克每周日来喝茶的时候，瑞雯都在。
她坐在沙发上，有时和母亲一起，有时一个人。她学会了泡茶，不是母亲泡的那种，是她自己的配方。
她在茶里加了一点薄荷和蜂蜜，埃里克第一次喝到的时候，眉毛抬了一下，然后喝完了整杯。她没有问埃里克喜不喜欢。她不需要问。
喝完就是答案。
她开始学更多的曲子。埃迪特教她巴赫的小步舞曲，教她莫扎特的奏鸣曲，教她肖邦的前奏曲。瑞雯的手指越来越灵活，她的听力越来越好，她能在听到一首曲子之后就在琴键上找到主旋律，虽然左手的伴奏还很生涩。
埃迪特说她有天赋。
瑞雯不知道“天赋”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当她坐在钢琴前，把手指放在琴键上，按下第一个音的时候，那个在街头流浪的、没有名字的、不被任何人需要的孩子，就会暂时地、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地消失。
埃里克在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开始观察瑞雯。
不是作为东河集团的副手在评估一个潜在的安全风险，是作为从小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观察一个他不理解的东西。
他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在弹琴的时候闭上眼睛。
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在喝茶的时候把杯子捧在两手之间、像捧着一只小鸟一样。
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在看母亲的时候，脸上出现那种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脸上看到过的、像一朵花在阳光中慢慢展开的表情。
他没有问。
他不需要问。
他只是看着，记住了，然后在离开的时候，把那半块饼干的记忆和那些钢琴曲的记忆一起，放在意识深处一个他不会经常去翻、但也不会忘记的角落里。
1946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埃里克在离开公寓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客厅，说了一句没有主语、没有宾语、没有任何修饰的话：
“她可以留下来。”
门关上了。
客厅里，瑞雯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那杯加了薄荷和蜂蜜的茶，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她的脸上没有表情。
但她的手指在茶杯的杯沿上轻轻地，像一个在黑暗中终于找到了方向的人的心跳一样，敲了两下。
母亲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笑了。
那是一个真正的笑。像春天的阳光照在皮肤上的笑。
“欢迎回家，瑞雯，”她说。
瑞雯低下头，看着茶杯里自己的倒影。
深红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苍白的皮肤。一个在纽约街头流浪了三年的、没有父母、没有户籍、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孩子。
一个在雨夜里被一个刚买了鳟鱼的、丧夫的、孤独的母亲捡到的孩子。
一个被允许留下来的孩子。
她抬起头，看着母亲。
“谢谢。”她说。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抱着那个用碎布缝的、五官歪歪扭扭的布偶娃娃，听着窗外东河的水声。
低沉地、持续地、像心跳一样。
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
那个微笑很小，很短，像一片干枯的树叶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声音。但它在那里。
在那个被瘀伤、饥饿和孤独填满的十二年里，它是第一个在那里停留了超过一秒钟的微笑。
她把它存了起来。和她学会的第一个音符、第一个汉字、第一个算术题一起，存在那个在街头流浪时从未被使用过的、空荡荡的、现在正在被一点一点填满的大脑里。
她闭上眼睛，在母亲和埃里克和那首笨拙的练习曲和那杯加了薄荷和蜂蜜的茶和那个用碎布缝的布偶娃娃的包围中，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