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欧斯回来后，那些期待他发表一篇措辞激烈的新宣言、掀起一波更猛烈的批斗浪潮的激进派失望了，那些害怕他会彻底否定运动、重回旧秩序的保守派也落了空。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矛头对准了运动本身。
1955年11月，尼欧斯在联邦广播中发表了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公民们。在过去几年里，我号召你们站起来说话，你们确实站起来了，有些人说了真话，有些人说了假话，有些人借着说话的机会干了不该干的事。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但今天我要说一件更重要的事——光说话是不够的！
说话只是第一步。一个人站起来骂了一顿贪官，然后呢？贪官被撤了，选出来的新人没过多久又变成了下一个贪官，然后这个人再站起来骂一顿，然后再换一个——你们打算骂到什么时候？骂到太阳熄灭吗？
学公鸡打鸣是叫不出太阳的！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谁坐在那把椅子上，问题在于坐在椅子上的人和站在椅子下面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不变——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听什么，下面不满了就骂两句等上面换人——那换一万个人也没有用！”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我要把你们中间那些最聪明、最有热情、最想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从课堂里、从大学里、从城市里拉出来，去需要你们的地方接受最后的教育！
你们在大学里学了那么多年的书，背了那么多我的语录，写了那么多学习心得——但你们真的懂吗？你们知道一个矿工一天要在地下待多少个小时吗？你们知道一个牧民冬天怎么在零下三十度的草原上保护住羊群吗？你们知道一粒种子从播下去到变成面包要经过多少双手吗？
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是在战壕里学会的！子弹和炮弹是最好的老师，它们不讲理论，不考试，不给你时间准备——它们只教你一件事：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真实得能要你的命！
现在没有战壕了，但是有田地、有矿山、有牧场、有那些你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那里用你们的双手而不是嘴巴，去学习什么叫做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这篇讲话在联邦内部引发了巨震。对于那些激进的学生组织来说，这无异于一盆冷水浇在了滚烫的铁板上。他们期待的是尼欧斯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去批斗更多的官员，而不是让他们去种地！
苏黎世大学的马克斯·韦伯在听完广播后召集了人类复兴联盟的紧急会议。
“圣座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年轻的成员拍着桌子，“我们在城里和那些腐败官僚斗了三年，现在他让我们去农村种地？这不是把革命的火种浇灭了吗？”
韦伯摘下眼镜擦了擦：“圣座是在筛选信仰坚定的青年，他要看看我们中间哪些人是真的想改变这个世界，哪些人只是在享受革命的快/感。”
“前者去了乡下会活下来，至于后者——”他戴回眼镜，“后者在城里待着也是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罢了。”
韦伯第二天就报了名。
...
1955年12月至1956年春，联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拉开了帷幕。
它被官方命名为“复兴远征”。
第一批出发的是志愿者——那些真正被尼欧斯的话打动、主动报名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来自欧洲核心区的大学和技术学校，有学物理的、学法律的、学工程的、学文学的，什么专业都有。他们背着行囊登上了开往东方和南方的列车与西方的轮船，窗上贴着标语：
“到人民中去！”“不做书斋里的革命者！”
联邦广播公司全程跟拍了第一批志愿者的出发仪式。镜头前的年轻人个个意气风发，仿佛即将踏上一场伟大的冒险。他们互相拥抱、高喊口号、在车站的月台上合影留念。火车驶离城市的那一刻，站台上的欢呼声还依稀可闻。但当列车穿过文明世界，驶入乌拉尔山以东那片灰蒙蒙的原野、穿过撒哈拉沙漠、进入南美的雨林时，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了。
窗外的景色从精致的牧场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荒原，从维护良好的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从灯火通明的城镇变成了零星散布的村庄——有些村庄甚至连电线杆都看不到。
学生们终于意识到课本上所说的“联邦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充分、贫富差距较大”是个什么概念了。
一个来自巴黎的哲学系学生看着窗外那片荒凉，小声对旁边的同伴说：“我开始理解那些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人的感受了。”
“嘘！别这么说，让人听到了还以为你对运动不满呢。”
“我不是不满，这叫做描述事实，懂不懂什么叫做哲学思辨啊？”
“...你在农村还是少说这种逼话吧。”
第二批就不完全是志愿者了。随着各地激进派系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苏黎世和柏林的学生组织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在校园里互贴大字报互相指控的地步——尼欧斯开始有针对性地把那些闹得最凶的人送走。
官方的说辞当然不是这样的。官方的说辞是为了让青年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接受锻炼，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那些被优先安排的名单上的人恰好就是各个城市里最不安分的那批。
送走了闹事的，城里的秩序确实好了许多。到了1956年夏天，第一批志愿者已经在各个安置点待了将近半年。
...
1956年6月，乌克兰行省，第聂伯河下游的一个集体农庄。
弗里德里希·舒尔茨，24岁，是科尼斯堡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硕士，此刻正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用铁锹清理一条已经淤塞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灌溉渠。
六月的乌克兰热得像蒸笼，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牛粪和腐烂草叶的混合气味。蚊子像轰炸机编队一样在他耳边盘旋，他的手臂上已经被叮了不下二十个包——每一个都又红又肿，痒得让人想把整条胳膊砍掉。
半年前他在参加这场运动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这里干这种活。那时候他站在学生们的欢呼声中，觉得自己正站在历史的浪尖上，世界即将被他们这一代人改变！
现在他站在泥水里，唯一能改变的是这条灌溉渠的淤泥深度。
“舒尔茨！你那边挖到硬土层了没有？”远处传来一个声音。那是这个农庄的庄长，一个五十多岁的乌克兰老农。
老农参加过十字军，是当年真真切切在中央集团军群跟随伟大领袖在战场上和恶魔拼杀的猛人，在战争结束后他带着退休金选择留在了这片土地开始新生活。
“快了！大概还有三十厘米！”舒尔茨用蹩脚的乌克兰方言喊回去。他来这里半年，已经能听懂大部分当地话了。
没办法，这是被逼的。尽管联邦官方语言为拉丁语，但是因为地方文化保护政策，这里的偏远地区几乎没有人会说拉丁语！
庄长蹚着泥水走过来，看了看他挖的进度，皱了皱眉：“你这个挖法不行。你看你把淤泥往两边堆，等下雨了它又冲回来了。你得把淤泥运到渠岸上方，堆成坝。”
“可是运上去太费力了，直接堆在两边效率更——”
“你种地还是我种地？”庄长用一种看不太清楚东西的表情盯着他，“小伙子，我在这片地上种了二十年的庄稼，这条渠淤塞了三次。前两次都是你们城里来的聪明人干的——图省事把泥堆在两边，结果第二年春汛一来全冲回去了。第三次是我自己挖的，挖了整整一个月，老老实实把泥运到上面去。”
他指了指渠岸上方那道明显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坝：“看到没有？两年了都没塌过！”
舒尔茨看着那道土坝沉默了几秒，然后弯下腰开始把淤泥往铁锹上铲——这次他铲得满满的，转身把泥巴扛上了渠岸。
庄长看着他的背影咕哝了几句，大意是什么城里来的娃娃就是不听老人言，但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
那天晚上，舒尔茨在农庄宿舍的简陋木床上给苏黎世的同学写信。
“今天一个老农教我怎么挖灌溉渠。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图省事的办法第二年就得返工，笨办法反而管用’。我突然觉得这句话不光是在说挖渠。
我们在城里搞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一直在图省事？贴大字报、喊口号、批斗官员...这些事情做起来很爽很痛快，但等这阵风过去了，那些被我们轰下台的人换个面孔又上来了。也许真正的改变就像挖灌溉渠一样——没有捷径，只能一锹一锹地把泥运到该去的地方。”
当然，不是每个下乡的知青都有舒尔茨这样的际遇。
在西伯利亚的一个伐木场，维也纳大学古典文学系的教授海因里希·布鲁克纳正在零下二十五度的环境里用斧头劈柴。他六十二岁，关节炎已经折磨了他十几年，每劈一下斧头他的手腕都会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
布鲁克纳不是志愿者。他是被学生们“动员”下乡的——
说得好听叫动员，说得不好听就是被赶出了大学。运动初期他公开质疑过某些激进学生的做法，说他们把无知当勇敢、把粗暴当正义，结果一夜之间他的办公室门上就贴满了大字报：
“反动学术权威布鲁克纳，妄图以所谓学术自由为幌子，对抗伟大领袖发起的文艺大复兴运动！”“打倒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滚出维也纳大学！”
大字报上甚至还发掘出了他的罪证——他在战争年代写过一篇分析但丁《神曲》中地狱意象的论文，被指控为美化地狱文化、精神上的异端同情者。这指控荒谬到连负责审查的信理部官员都觉得站不住脚！
那咋了！在运动的浪潮面前，荒谬和合理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
布鲁克纳在伐木场待了三个月后写了一封信给他在维也纳的老朋友，信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我已经六十二岁了，我的学术生涯结束了...我觉得我这辈子完蛋了。
我用了四十年研究但丁、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现在我唯一需要研究的是怎么在这该死的冰天雪地里活过今年冬天！领袖说让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好的，我来了。但我想问一句：当我冻死在这片森林里的时候，人民会记得我吗？还是说我会和那些被砍倒的树一样，变成取暖用的柴火，烧完了就什么都不剩了？”
这封信只是尼欧斯死后开始流行的伤痕文学中的冰山一角。
...
1956年秋天，第一批下乡知青已经在各地待了将近一年。
大约三分之一的知青在下乡后获得了真正的成长。他们学会了和底层民众打交道，学会了用双手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嘴巴，学会了在没有教科书指导的情况下面对真实的困境。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主动申请延长了下乡期限，有些人甚至决定留在当地不回城了！
在南美的一个山区县，三个来自伦敦的工程系学生用当地的材料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让周围四个村庄第一次用上了稳定的电。当灯泡在那些从未见过电灯的孩子们面前亮起时，三个年轻人站在发电站旁边——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脸被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他们笑了。
那种笑容和他们一年前在大学校园里参加运动时的笑容完全不同。现在，他们疲惫的面容下有了一种更坚实的东西——一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确实有意义的踏实感。
他们知道了自己的使命，知道了尼欧斯的用意，并且将会在未来把这份意志传承下去。
他们不会后悔这段时光，他们是最能在死亡后坦坦荡荡见尼欧斯的那一批人。
另外一部分的知青则陷入了迷茫和消沉。他们在城市里习惯了的一切——咖啡馆、图书馆、电影院、有暖气的宿舍——在这里全都不存在。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毫无用处：一个研究康德哲学的博士生不知道怎么给一头生病的牛看病，一个精通高等数学的天才算不清三亩地需要多少种子。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消极怠工，白天在田地里磨洋工，晚上在宿舍里偷偷喝酒、打牌。有些人反复写申请要求回城，但申请石沉大海。还有少部分知青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比运动要求的更加激进。在远离城市监管的乡村，他们把在大学里学到的批斗那一套照搬过来，对当地的基层干部和教会神职人员进行清洗。有些地方的教区神父被他们强迫去扫厕所、清理牛棚，美其名曰接受劳动改造。
...
这些消息源源不断地涌入联邦首都。
尼欧斯看着那些报告，脸上的皱纹似乎又深了几分。
桌上的台灯投下昏黄的光圈，在光圈的边缘，那张日渐消瘦的面孔上疲惫与执拗交织着，像是一座正在慢慢塌陷但依然拒绝倒下的灯塔。
窗外的高原夜空中，银河还在那里。那些恒星不关心人间的运动，不关心谁下了乡谁被批斗了谁在泥地里挖渠——它们只是在那里安静地燃烧着，一如几十亿年前。
但在那些星辰之下的这颗渺小的蓝色星球上，有上千万年轻人正散布在这颗星球的田野、矿山和丛林中。他们中有些人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考验，有些人正在经历最深刻的觉醒，有些人正在变成比来时更好的人，有些人正在被这场运动碾碎。
尼欧斯不知道他们中间最终会长出几棵树，还是全部枯死在泥土里。但种子已经撒下了。
无论他活着还是死了，种子就在那里。
时间来到了1957年。
复兴远征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在城市里，激进派系的分裂比尼欧斯预想的来得更快、更剧烈。虽然最不安分的那一批年轻人已经被送去了边疆，但留下来的也不是省油的灯。各地的学生组织和监督委员会迅速裂变成了互相敌对的派系——都声称自己才是尼欧斯思想的正统继承者，都指责对方是“假革命”“投机分子”“穿着运动外衣的旧势力”。
在莫斯科，两个对立的学生团体为了争夺一座工厂监督委员会的控制权发生了大规模斗殴。双方各有数十人受伤，工厂的大门被砸烂了，一台精密车床在混乱中被推倒摔坏——那台车床价值相当于一百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在米兰，三个派系同时宣布自己是该市唯一合法的“文艺大复兴执行委员会”，然后互相贴大字报揭发对方的黑材料。其中一个派系的头目被揭露出在运动前曾经给一个被打倒的企业主当过会计——这个材料不知道是真是假，但足以让他在一夜之间从“革命先锋”变成“混入革命队伍的叛徒”。
最讽刺的是，这些互相厮杀的派系在墙上刷的都是同一句话：尼欧斯万岁！
在各个安置点，下乡知青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摩擦也在加剧。那些激进的知青把城里的批斗文化带到了乡村——有些地方的教区神父被强迫去扫厕所，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被拉出来戴高帽子游街。当地老百姓对此态度复杂：有些人确实对那些基层干部积怨已久，乐得看热闹；但更多的人只是感到困惑和恐惧——他们不明白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为什么对着一个帮他们种了三十年地的老院长又喊又叫。
零星的暴力冲突在联邦各地此起彼伏。没有大规模的武装对峙，没有内战的征兆，但每天都有人在某个地方被打了、被骂了、被错误地挂上了牌子游街。这些小规模的、分散的、看起来不致命的冲突汇聚在一起，像是无数根细小的裂缝正在侵蚀一座大坝的根基。
目前的状况就像是一锅正在升温的水。还没有沸腾，但温度一直在升。
而负责加热的火看样子还能活好些年呢。
等到了1958年，上一年度财政报告像一记闷棍砸在了联邦所有人的头上。GDP增速从前几年的5%骤降到了1.3%——这是联邦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某些行省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工业产出下降了11%，农业因为两年的人事动荡而减产了近两成，地区贸易额连续三个季度萎缩。
更要命的是通货膨胀。面包的价格在一年内涨了将近三成，普通工人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倒退到了五年前的水平。在一些偏远地区，配给制的幽灵开始重新浮现——商店的货架上确实没有东西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运动对基层行政体系和生产秩序的破坏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深。
那些被打倒或者被吓得不敢管事的工厂管理者留下了大片的行政真空。监督委员会确实接管了很多工厂的日常运营，但管理一座现代化工厂需要的不是热情和口号，而是供应链管理、财务核算、设备维护、质量控制这些枯燥但不可或缺的专业技能。
在农业领域情况更糟。东欧和中亚的集体农庄在运动中经历了大换血——老一辈的庄长被撤换，新上任的往往是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年轻干部。这些人满腔热忱但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
有些地方甚至闹出了荒唐事：某个乌克兰行省的农庄新任负责人是个来自外地的社会学硕士，他根据自己在城里学到的“科学管理理论”重新设计了农庄的劳动分工，把原本按照传统经验安排的轮作制度彻底打乱了。结果到了秋收时节，那片黑土地上的小麦产量比往年少了将近一半。
老农们看着那片稀稀拉拉的麦田沉默不语。他们中有些人早就看出了问题，但在运动的气氛下谁敢说？
谁敢质疑一个“经过革命洗礼的先进干部”的决定？说错了话被扣一顶反对运动的帽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他们选择了沉默，然后看着庄稼一茬一茬地减产。
...
消息汇总到联邦首都时，尼欧斯正在经历他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身体危机。
那是1958年10月的一个清晨。他在审阅文件时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了将近五分钟才停下。他用手帕捂住了嘴，等咳嗽平息后把手帕拿开时看到了上面的血丝。
医生在检查后给出了严厉的警告：肺部的状况在恶化，如果继续维持当前的工作强度和灵能输出——他会死的。
“我知道了。”尼欧斯打断了他，把手帕塞进了口袋里，“说正事吧，财政报告出来了没有？”
医生欲言又止地看着他，最终把嘴里的话咽了回去。在联邦首都的走廊里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要试图劝人类之主休息，那比劝地狱的恶魔皈依基督还难。
尼欧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了两天的报告，然后召集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只有五个人：多米尼加、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农业部长、以及两个特殊的与会者。一个是从东欧的农庄被召回来的下乡知青代表，另一个是一位被运动冲击后刚刚被恢复职务的老工程师。
会议室里的气氛和卢萨提亚山那次截然不同。没有人畅所欲言，没有人敢像当年那样拍着桌子和尼欧斯争论。
在过去几年的运动中，说错话的代价太真实了——所有人都学会了先看风向再开口。
尼欧斯扫视了一圈那些低垂的目光和紧抿的嘴唇，叹了口气。
“怎么都不说话了？我说过言者无罪嘛。”
沉默。
经济委员会主席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念一段精心准备的开场白——
“别念稿子了。”尼欧斯摆了摆手，“我要听真话。”
又是沉默。大家都不敢说话。
然后那个从东欧农庄回来的年轻人站了起来。他叫安德烈·科瓦奇，二十六岁，布达佩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复兴远征的第一批志愿者。他在乌克兰的一个集体农庄待了两年，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能扛麻袋、会修拖拉机、听得懂老农话外之意的实干者。一个月前他被教育部点名召回，说是表现突出的下乡知青代表。
他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明显不太合身的正装——大概是临时借的，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晒得黝黑的手腕。
“圣座，”他的声音有点紧，“我在乌克兰的农庄待了两年。我想说几句真心话。”
尼欧斯点了点头。
“工厂需要有人管理，农田需要有人种，学校需要有人教书。”科瓦奇的语速不快，他仔细斟酌着用词，怕被认为是反对伟大领袖，又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些事情不是开会能解决的，不是贴大字报能解决的。”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说下一句。
“我在东欧的农庄待了两年，我知道——你不播种，地里就不会长出庄稼来。”
他看了一眼尼欧斯的眼睛——在那双金色的瞳孔里他看不出是赞许还是愤怒——然后他把心一横：
“不管你对着土地喊多少遍尼欧斯万岁。”
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脸刷地白了。
尼欧斯盯着这个年轻人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笑了。这种笑容在他脸上已经很少出现了，在过去几年里，他脸上更常见的表情是凝重、愤怒或者那种让所有人都不敢直视的沉默。
“说得好！”他说，“继续。”
科瓦奇吞了口唾沫，胆子大了一些：“我不是在否定运动。运动确实让很多人站起来了——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不是下乡，我现在可能还在大学里写那些谁也不看的论文，以为自己懂了这个世界。”
“但是——”他加重了这两个字的语气，“运动不能代替生产！人不能靠精神吃饭，工厂不能靠口号运转。我在农庄亲眼看到那些被换掉的老庄长——他们中很多人确实有问题，贪了一点、懒了一点，但他们至少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品种适合什么土壤、怎么储存粮食才不会发霉！”
“换上来的新干部呢？有热情，有理想，但他们连麦子和燕麦都分不清楚！”
他说到这里明显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最后一句话说了出来：“圣座，我们需要把那些被打倒的人中间真正有本事的请回来。不是所有被批评的人都是坏人，不是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不能再用了。”
尼欧斯听完后没有立刻回应。他靠在椅背上，目光投向天花板，沉默了将近一分钟。
“你在农庄里除了学种地还学了什么？”他突然问道。
科瓦奇愣了一下：“学了......学了怎么修拖拉机、怎么看天气判断能不能播种、怎么和当地人喝伏特加不被灌倒......还有怎么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上户外厕所不被冻伤——”
这最后一句让会议室里几个人忍不住嘴角抽搐了一下，连多米尼加的眼角都闪过了一丝笑意。
“好！很好！非常好！”尼欧斯拍了拍桌子，“就你这种人才是我想要培养的干部——脚上有泥、手上有茧、脑子里有常识，不是那些只会背语录写心得的滑头！”
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背对着所有人。
“科瓦奇说得对，运动不能代替生产，口号不能当饭吃。过去两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破’上面，破旧的东西，破腐败的官僚，破僵化的思想。但破了以后呢？新的东西没有来得及长出来，留下了一地碎片。”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第一，被错误打倒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立即着手平反，尤其是农业和工业系统的专业人才——我不管他们在运动中被贴了什么标签，只要他们有真本事就给我请回来。”
“第二，下乡知青中表现优秀的开始分批召回。不是全部召回，那些确实在基层扎了根、干出了实事的可以继续留着，但要给他们正式的编制和待遇，不能让人家干着最苦的活拿着最少的钱。”
“第三，各地的监督委员会继续保留，但不再承担管理职能。监督就是监督，管理就是管理——这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一混就全乱了。”
他停了一下，加了一句：“以上三条，一个月内开始执行。”
会议结束后，多米尼加留了下来。她看着尼欧斯又开始翻看下一摞文件，开口道：“那个年轻人说的那句话——对着土地喊多少遍尼欧斯万岁——换了三年前，说这种话的人第二天就会被贴满大字报。”
尼欧斯头也没抬：“三年前说这种话的人确实会被贴满大字报。但三年前的人也说不出这种话——他们要么在喊口号，要么在装聋作哑。这小子在泥地里泡了两年，泡出了一点真东西。”
“我不得不承认你在做的事情确实有道理——不过，你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有多少？”
尼欧斯停下了翻页的手，想了想。
“不多。也许几万个，也许几十万个？在上千万下乡知青里面，这个比例低得可怜。”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尼欧斯苦笑了一声，“有些会恨我一辈子，觉得我偷走了他们的青春。有些会当这两年不存在，回城后继续过他们的日子。有些会把这段经历包装成自己的政治资本然后用它来往上爬。”
“但那几万个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才是我要的东西。”他重新低下头继续看文件。
多米尼加没有再说什么。她转身走向门口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咳嗽，然后是尼欧斯翻页的声音。
...
1959年春天，联邦进入了一段恢复期。
平反工作比预想的复杂得多。那些在运动中被打倒的人并不都是无辜的——有些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腐败分子，有些是被错误地扣了帽子的实干家，更多的则介于两者之间：手上不太干净，但确实在岗位上干了实事。
怎么甄别？靠什么标准？
尼欧斯给出的原则只有一条：“看他回到岗位上能不能把事情干好。能干好的就用，干不好的就换。至于以前犯的那些事——只要不是人命案子，先放一放，以后再算。”
这条原则在后世的法学家看来简直是对法治精神的强健！什么TMD叫先放一放？贪污就是贪污，不能因为这个人会种地就不追究了吧？但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没有比这更实用的办法了。联邦的首要任务是把经济从悬崖边上拉回来，而不是追求完美的正义。
正义这种奢侈品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才供得起，而现在这个社会连面包的供应都开始不稳定。
到了1959年夏天，经济数据开始出现了改善迹象。那些被请回来的老工程师和老管理者像是给一台生锈的机器重新上了润滑油——工厂的次品率开始下降，农庄的生产计划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供应链上那些断裂的环节被一个一个地重新焊接起来。
与此同时，第一批被召回的下乡知青开始进入联邦各级基层岗位。
他们和老一代官僚有着根本的不同。老一代官僚是在教会和战时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本能反应是服从上级、完成指标、不出差错。而这些从泥地里爬回来的年轻人身上带着一种不一样的气质——他们见过最底层的苦难，他们知道报表上的数字背后是什么，他们在农庄和矿区学会了一件老官僚永远学不会的事情：怎么和普通人说人话。
一个被分配到西伯利亚某矿区担任副矿长的前知青在上任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听汇报，而是换上工装下了矿井。他在井下待了整整一个班次——八个小时，和矿工们一起挖煤、一起吃盒饭、一起在狭窄的巷道里猫着腰走路。
上来后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把矿长办公室的沙发和酒柜搬走，然后把办公地点换到了矿井下层，和他的工人兄弟们同吃同住。
“我不需要在办公室里喝酒，”他对目瞪口呆的秘书说，“我和他们没有谁更高贵，我不是来这里当皇帝的，我是来这里改善大家生活的。就算是出了事故我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救援的时候应该会更快一些。”
这种人在联邦的基层像蘑菇一样慢慢地冒出来——不多，但每一个都很扎实。他们是尼欧斯播下的种子中最实在的一批。
...
1960年初，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尼欧斯把希姆莱叫到了书房。希姆莱到的时候尼欧斯正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高原的冬天已经过去了，远处的雪山顶上还覆着一层白色，但山脚下已经开始泛出隐约的绿意。
“海因里希，坐。”
希姆莱在书桌对面坐下。他注意到尼欧斯比上次见面时又瘦了一圈，原本就不算宽阔的肩膀在那件白袍里显得更加单薄了。但那双金色的眼睛依然锐利——也许比以前更锐利了，因为脸上的肉少了，眼眶深陷后反而让目光显得更加穿透。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尼欧斯转过身来，倚在窗台上。
希姆莱不需要回忆：“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尼欧斯重复了一遍，“你替我干了三十年的脏活，海因里希。从战争时期的异端清洗到和平时期的政治清洗，从抓间谍到搞暗杀，从给我当黑手套到给联邦当下水道——什么脏东西都从你手里过。”
希姆莱的表情没有变化。
“你有没有后悔过？”
“没有。”回答很快，没有丝毫犹豫。
“一次都没有？”
“没有。”希姆莱推了推鼻梁上的小圆眼镜，“您需要一个干脏活的人，我恰好适合。如果不是我来干，也会是别人。别人未必能像我一样——”
他停了一下，寻找着准确的用词：“知道什么时候该脏，什么时候该收手。”
尼欧斯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在涌动——像是感激、歉疚、和某种更沉重的情感的混合物。
“正因为如此，”尼欧斯从窗台上直起身来，走到书桌前坐下，两人之间隔着那张堆满了文件的桌子，“接下来的话你不会喜欢听。”
希姆莱的眼神微微收紧了，但他的坐姿没有变。
"你的干员们必须缩减。”
“这些年我注意到了，你的人太多、权力太大了，触角伸得太长了。”尼欧斯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讨论天气，“运动这几年你的机构还在膨胀——我知道你自己没有主动扩权，是局势把你推到了那个位置上。但结果是一样的：现在联邦的暗面里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你的人。
现在新上来的大部分官员们的黑材料都在你们手里，这一点很重要，谁掌握了你们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你活着的时候这不是问题，因为你绝对忠于我。但我不会永远活着，海因里希。”
书房里安静了很久。壁炉里的木柴偶尔发出一声轻响。
“我活不了多久啦。”
尼欧斯笑了笑，脸上的皱纹更多了，“下一个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会怎么用你的遗产？在我死后开始争夺我的遗产的竞争者们会用你建立的监控网络去保护人民，还是去压制人民？他会用你训练出来的特工去抓真正的叛徒，还是去抓那些让他不高兴的人？”
“你比我更清楚答案。因为你在这个行当里干了三十年，你见过权力是怎么腐蚀人的。”
希姆莱摘下了眼镜，用衬衫的下摆慢慢地擦拭着镜片。
“我的人怎么办？”他问。
这个问题比“我自己怎么办”先被提出来。
“那些跟着我干了几十年的人，”希姆莱戴回眼镜，“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着洗不掉的东西。不是他们想沾的——是我让他们沾的，是您让我让他们沾的。如果他们失去了保护伞——”
他没有说完。但尼欧斯听懂了：那些在暗面干了一辈子脏活的人一旦暴露在阳光下，等待他们的将是仇家的报复、法律的追诉、舆论的审判。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活不过一年！
“我不清算他们，那些资料全部销毁，防止后人在我死后报复他们。”尼欧斯说，“这是我给你的承诺。”
希姆莱定定地看着他。
“但你要让他们消失。”尼欧斯继续道，“换名字，换身份，换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的生活。”希姆莱重复了一遍这五个字，嘴角浮现出一丝极淡的、不知道该叫苦笑还是自嘲的弧度，“我手下有些在地下干了几十年活的文职连最近的菜市场在哪都不知道。让他们去买菜做饭接孩子放学——这可能比让他们暗杀一个行省长官更难。”
“但他们会学会的。”尼欧斯说，“人什么都能学会。你我都是从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过来的。”
希姆莱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身，整了整衣领。
“需要多长时间？”
“多久你能安排妥当？”
“六个月。”希姆莱想了想，“不，八个月比较稳妥。有些海外的站点需要时间撤收，有些正在进行的行动需要收尾，而且这些掌握材料知道太多信息的人退下去后我还得找新人代替他们的职务，我们只是让这些人远离风暴，不代表要把安全局给拆了。”
“那我给你一年，我争取再多活一两年吧。”
“....谢谢您。”
希姆莱走向门口。在拉开门把手的那一刻，他停了下来，但没有回头。
“您对我说过一句话，在很多年前——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哪句？”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时我理解的意思是只要您的政权存在，我就是安全的。现在我理解到了另一层意思。”
“巢还在，但鸟该飞了。”
希姆莱拉开门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联邦暗面最庞大的权力机器被它的缔造者亲手一块一块地替换。他一个一个地见了自己的老部下。有些人他认识了二十多年，有些人是他亲手从战场上拉回来的，有些人替他干过那些永远不会被记录在任何档案中的事情。
每一次见面的流程都差不多：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安全屋里，希姆莱坐在桌子一边，对面坐着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人。桌上放着一个信封——里面是新的身份证件、一笔足够维持余生的资金、以及一张单程车票。
“长官——”有人这样叫他。
“以后不要这样叫了。以后你没有长官，我也不是谁的长官。”
有些人接过信封时手在发抖。有些人什么也没说，起身就走了。有一个跟了他二十五年的老特工在接过信封后突然握住了他的手，把额头抵在他的手背上哭了起来。希姆莱没有抽回手，也没有说安慰的话。他只是坐在那里，等那个人哭完。
有一个年轻的特工在接到通知后拒绝接受新身份，他说：“我不走，老大！我可以换一份工作——当警察、当保安、当什么都行。但我不要假名字，我不要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我这辈子做的事情，不管好的坏的，都是用这个名字做的！”
希姆莱看了他很久，然后从桌上拿走了那个信封。
“那你就用你自己的名字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他说，“但你要记住——从今天起，你再也不能和这个机构里的任何人联络了。
你自己也清楚，就凭你知道的那些东西，在伟大领袖离开我们后有多少人会想办法找你。
出了这个门，你认识的每一个人对你来说都已经不存在了，懂吗？”
“包括您吗？”
希姆莱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包括我。”
1960年深秋，当最后一批安置工作完成后，希姆莱在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清晨离开了联邦首都。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除了尼欧斯。那次告别极其简短，发生在尼欧斯的书房里，两个人站着，甚至没有坐下。
“保重。”尼欧斯说。
“您也是。”希姆莱说。
然后他转身走了，换上了一件普通的灰色大衣，提着一个不大的旧皮箱，走出了那栋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大楼，融入了清晨街头稀疏的人流中。早起的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上班的工人、买菜的主妇、背着书包的学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从这一天起，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名字从联邦的权力版图上彻底消失了。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以什么身份度过了余生——没有人知道。
多年以后，有一个不太可靠的传言说，在某个地中海沿岸的小镇上有一个戴着老式圆框眼镜的沉默老人经营着一家旧书店。书店很小，藏书却极为丰富，从古典文学到自然科学无所不包。老人话不多，但如果有顾客问起某本书的内容，他总能给出极其精确的概括——仿佛世界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镇上的人都说他是个怪人，但也是个好人。他每个月会把一箱旧书捐给镇上的小学。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了一句：
“领袖说过，孩子应该多读书。”
当然，这只是传言。
...
又送走了一个老朋友。
尼欧斯在处理完希姆莱的事情后坐在书房里沉默了很久。
人老了有时候就是喜欢回忆过去。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感到一种奇怪的轻松——像是背上一个扛了很久的包袱终于被放下了，但放下的一瞬间，身体反而因为突然失去负重而有些摇晃。
他睁开眼，看向窗外。
高原的天空很蓝，蓝得不真实。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
“还剩多少时间？”他低声问自己。
没有人回答。
桌上的咖啡已经凉了。窗外的阳光在慢慢西移，书房里的光线从明亮变为温暖，再从温暖变为昏黄。他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批，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像是一台还在运转的老机器发出的声音。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运转多久，但只要还能转——就继续转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