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系统在对付让它们失去权力的事情这一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协同性，这一点更加坚定了尼欧斯发动文艺大复兴的决心。
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里，从莱茵兰到西伯利亚，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北非，联邦四十七个一级行省中的四十四个先后成立了“文艺大复兴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规格不可谓不高——大部分由行省长官亲自挂帅，副手由教会驻省代表和工会联合会主席担任，成员包括文化厅长、教育厅长、宣传处长以及若干德高望重的乡绅。
剩下三个没有成立委员会的行省是因为行省长官们还在为委员会主席这个位子争得面红耳赤——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谁坐在那把椅子上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本省运动的方向盘。
各行省的委员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高度一致：大办，特办！立刻组织全体人民从上到下学习尼欧斯思想！
学习这两个字在书本上可能只是指学东西，但是在官员的语言中这个词丰富到可以覆盖从真正的思想革新到纯粹的走过场之间的一切形态。而在大多数行省，学习的形式是这样的——
工厂的广播在早晨七点准时响起，由厂工会指定的宣讲员用庄严的语调朗读《告全人类书》的全文。朗读持续四十五分钟，工人们站在车间里听着，有些人面无表情，有些人在打哈欠，有些人在低头偷偷系鞋带。
朗读结束后，宣讲员会带领大家进行五分钟的集体讨论——所谓讨论就是宣讲员提问大家对圣座的指示有什么感想，然后由事先安排好的几名积极分子依次发言，内容无非是“深受鼓舞”“坚决拥护”“在圣座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之类。
讨论结束，鼓掌，散会，各回各的岗位继续拧螺丝。
象征性民主这一块属实是被官员们玩明白了。
在教会系统内部，学习的形式更加虔诚一些，毕竟教会是牧羊人嘛，要和尼欧斯的行为高度贴近体会伟大领袖的思想。各教区组织神职人员进行为期一周的封闭学习，由主教亲自带领逐字逐句研读文件，并要求每人撰写不少于三千字的学习心得...
学习心得的标准模板在运动开始第一周就在基层工作者间传开了：开篇赞美圣座的远见卓识，第二段结合本教区的工作实际谈学习体会，第三段表达继续为联邦和教会服务的坚定决心。
各行省的运动进展报告在六月底之前陆续送到了联邦首都。报告的措辞大同小异，数据则一个比一个漂亮：学习覆盖率极高，群众基本满意，自发成立的监督委员会数量创下新高，收到群众批评建议若干万条、已妥善处理若干万条...
如果只看这些数字，文艺大复兴简直就是联邦历史上推进最顺利、最成功、最令人振奋的群众运动！
尼欧斯在他的书房里翻着这些报告，一脸难绷地念起来，什么“君士坦丁堡各工厂监督委员会已全部完成组建，运转正常”这种屁话他看着看着都想笑。
“君士坦丁堡有多少家工厂？”
秘书想了想回答道：“大约四千七百家，包括军工体系之外的所有登记企业。”
“四千七百家工厂全部完成了监督委员会的组建？用了不到一个月？”
“根据希腊行省的报告，是的。”
“那我问你，”尼欧斯把报告扔在桌上，“这四千七百个监督委员会的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是工人自己选的，还是厂长指定的？”
秘书沉默了一两秒。他确实不知道，毕竟这些人还远没有资格见到他，不过浸淫官场多年的他也可以猜出来答案——大部分的所谓监督委员会是由工厂管理层内部指定的“可靠人员”组成的。这些人和厂长的关系非常复杂，从血缘关系到利益相关都可以用一个词概括：
听话。
“基本符合？”尼欧斯释怀地笑了一声。
“呃....不完全符合？”
尼欧斯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联邦首都尚未完工的城市天际线，起重机的长臂在黄昏的天空下像是一排沉默的十字架。
“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用我的话来堵我的嘴。他们把我的文件变成了一套新的八股文，让底下的人抄一遍背一遍然后归档，就当完成任务了！
他妈的，这和我写那份文件之前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抄的内容从《圣经》变成了《告全人类书》。”
他转过身来。
“我让人民站起来说话，他们就给人民安排好台词让他们站起来念。我让人民监督权力，他们就让权力自己监督自己然后告诉我一切正常。我让文艺创作反映真实，他们就创作出一批歌颂运动本身的新八股然后告诉我文艺已经复兴了。”
“这帮人比地狱的恶魔还难对付！恶魔至少站在你对面让你看得清清楚楚，这帮人呢？他们站在你身后举着你的旗帜，用你的名义干着和你完全相反的事情，你连开枪的方向都找不到！
这种就是典型的扛着十字架干恶魔才干的事情！亚摩斯搞了国教怎么没见他出来干活？我看这些老战友承平日久是有惰性了啊！”
“来人，把希姆莱叫来！”
尼欧斯等希姆莱过来后下了命令：“你去查一下我的老战友亚摩斯——虽然他把这个教会搞成了国教，但是显然他没有尽到责任。你现在从他的家产开始查，一直查到他在巴伐利亚的那栋庄园是怎么来的，查到他老婆在苏黎世的那个艺术品基金会每年的流水，查到他儿子在米兰开的那家进出口公司的所有客户名单。”
“给我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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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联邦广播公司全球频道。
亚摩斯可不是一个小人物。作为国教领袖，他在联邦的权力序列中的位置仅次于圣座办公室、总理府和军方，排在第四。正因如此，当尼欧斯在七月中旬的一次面向全联邦的广播讲话中突然提到了亚摩斯的名字时，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那天的广播原本是一次例行的运动进展通报，各行省的官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听一段温和的鼓励和几句不痛不痒的批评，然后继续他们的好日子。没有人预料到尼欧斯会在广播中做出他接下来做的事情。
“...运动开展两个月以来，我收到了各行省的报告——报告上的数字很好看，非常好看！好看到我几乎要相信，联邦的一切问题已经在短短六十天内被解决了！”
“但我不相信。因为就在昨天，我还收到了一封来自北美洛杉矶的信。写信的是一个年轻的神父，他在学习心得中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教区修缮基金里一笔六万欧元的开支去了哪里。就因为这个问题，他被调到了撒哈拉沙漠里去传教！”
“这位神父叫让·杜瓦尔。我在这里念出他的名字，是因为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做了一件我在文件中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的事情：他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因为这个问题被惩罚了。”
广播里停顿了几秒。
“执行这个调令的人是北美教区主教奥古斯丁。我相信奥古斯丁主教一定有他的理由——也许杜瓦尔神父确实适合去沙漠传教，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我要告诉奥古斯丁主教和所有像他一样的人：在文艺大复兴运动期间，任何以任何理由对行使批评权利的公民进行报复的行为，我都视同对我本人的对抗！”
这已经够让官僚们冒冷汗了，但尼欧斯没有停。
“现在我要谈另一件事，两个月前我发布《告全人类书》的时候，有些人比任何人都积极！他们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指导委员会，在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在第一时间向我报告运动进展喜人！他们的报告写得花团锦簇，数据完美无缺，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
但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因为我发现那些最积极拥护运动的人往往就是最害怕运动的人！他们冲在最前面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运动，而是因为他们要抢在运动真正展开之前占住方向盘！他们把运动变成了由自己指导、由自己管理、由自己定义的东西——这样一来，运动就永远不会触碰到他们自己！”
“打着落实运动的旗号，干着扼杀运动的事情！这种人比公开的反对派危险十倍，因为他们躲在我的旗帜后面，用我的名义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全联邦的收音机前无数人在屏息。他们知道尼欧斯在说谁——或者说他们不确定他在说谁，这反而更可怕，因为每一个成立了指导委员会的行省长官都有理由觉得尼欧斯指的就是自己。
然后尼欧斯说出了那个名字。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亲爱的、无比忠诚的国教领袖亚摩斯。”
“亚摩斯是我的老部下，我亲手提拔了他。二十年来他一直干得不错——至少我以为他干得不错，但最近我看到了一些让我非常不舒服的东西。”
广播里又沉默了几秒。
“这些材料我已经交给了反腐总局和联邦审计署。但我不打算等他们走完那漫长的程序之后再让你们知道。我把它说出来，是因为你们有权利知道——你们的国教领袖，那个每天决定你们能看什么报纸、能听什么广播、能让孩子读什么教材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值得你们信任的人。”
“判断交给你们。”
国教总部的布达佩斯大教堂在当天下午就被自发聚集的人群围住了。人群的构成很复杂——有从附近大学赶来的学生，有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有纯粹来看热闹的市民。
偶尔有人带头喊几句“亚摩斯下台！”“打倒反动教士亚摩斯！”“尼欧斯万岁！”，人群就跟着喊几声，然后又恢复沉默。这种沉默比喊叫更令人不安。
亚摩斯本人在广播讲话结束后的一个小时内就被自己的秘书劝说离开了办公室，通过地下通道转移到了一处安全屋。他试图联系几位和他关系密切的枢机主教以及军方的朋友，但电话要么没人接，要么接了之后对方只是说现在情况不明朗它们需要观望一下。
真正陷入恐慌的是那些没有被点名、但自认为和亚摩斯处境相似的官员们。许多人都在内心问同一个问题：就连高贵的国教领袖都倒台了，下一个会是我吗？
另一部分官员则选择了抱团取暖，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运动，毕竟那等于公开和圣座对着干。他们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开始串联：私人晚宴、教堂忏悔室，甚至医院的VIP病房。他们交换着各自掌握的信息碎片，试图拼凑出尼欧斯的下一步棋，并商量对策。
在联邦的基层，反应则更加原始和直接。尼欧斯的广播讲话像一根火柴扔进了干草堆：
在莱茵兰的工厂里，那些此前被指定进入监督委员会的听话的委员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权威——工人们自行组织了投票将他们撤换，换上了自己真正信任的人。在柏林的大学里，学生们贴出了第一批真正尖锐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行政管理层。在英格兰行省的矿区，矿工们用亚摩斯的例子作为论据，要求矿场管理层也公开全部财务账目...
这便是尼欧斯想要看到的，在他走后，联邦的未来正是要靠这些人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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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苏黎世大学。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主楼前厅在八月初的一个傍晚被挤得水泄不通。将近八百名学生聚集在这里，参加一个名叫“人类复兴联盟”的新组织的成立大会。这个组织在一周前还不存在——它是由物理系的几名研究生和法学院的一个读书小组在尼欧斯点名亚摩斯后自发合并而成的。
成立大会的气氛介于学术研讨会和革命集会之间。主持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法学博士生，名叫马克斯·韦伯。他站在一张被临时推到大厅中央的课桌上，手里握着一份章程草案。
“同学们！！！”他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竭力穿透，“圣座在《告全人类书》中说，人民有权批评权力。但批评不是目的——批评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确保那些批评真正转化为改变！”
“说得好！！”
掌声和口哨声。
“叛徒亚摩斯倒了，但亚摩斯只是一个人。在这个联邦里有多少个亚摩斯？一千个？一万个？圣座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点名。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替圣座去找到他们！”
更热烈的掌声。
韦伯举起了那份章程：“我们宗旨是深入联邦的每一个角落，调查每一个公权力机构的运作，让每一笔公共资金的去向都暴露在阳光下！我们不是要推翻这个联邦——我们是要让这个联邦配得上圣座给它写的那部宪法！”
“我们要实现伟大领袖的意志！没有人会被遗忘！”“尼欧斯万岁！！！”“战无不胜的尼欧斯思想万岁！”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在那个瞬间，站在课桌上的韦伯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眩晕的力量——八百双眼睛同时注视着他，八百颗心同时为他的话语跳动！这种力量是会上瘾的，尽管他此刻还不知道。
会后，他们的章程通过了投票、发起人签了字，苏黎世的学生们开始在夜色中分头行动：印制传单、联络其他大学的同学、起草第一批针对苏黎世市政府的质询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类似的组织在联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的名字五花八门——“真相社”“黎明之声”“公民守望者”“宪法卫士”“真理社”“自由学生联盟”——但共同点是：它们的成员几乎全部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是联邦新式教育体系的第一批毕业生。他们许多是战后出生的孩子，在长辈的熏陶下接受着新式教育，他们在课堂上读过尼欧斯科学思想，在电影院里看过从太空拍回来的地球照片，在法学课上逐条学习过联邦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对他们来说，《告全人类书》不是什么上级发下来的厕纸，这份伟大领袖起草的文件是指引他们人生方向的指南针，是他们一生将为之奉献的路线指南！
这一批从学院出来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们理想、勇敢、充满行动力。他们相信自己正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相信圣座是他们的后盾！他们相信只要把那些蛀虫从体制中清除出去，联邦就能变成它应该成为的样子！
他们真切地信任伟大领袖，坚信在尼欧斯的领导下人类将战胜一切敌人，将文明洒向星海！
但在这股热潮中并非每个人的动机都如此纯粹。在日耳曼尼亚自由大学，一个名叫弗里茨·穆勒的社会学系学生也加入了当地的学生组织。穆勒的父亲是一名中级官僚，去年因为在采购招标中受贿被邻居举报，虽然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被追诉，但仕途已经彻底断送。穆勒加入运动的理由很简单——当初举报他父亲的那个邻居现在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
他要报复！他要打倒这个反动守旧的官僚！而运动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外衣，他在第一张大字报上写的就是对那个街道主任的人身攻击，从生活作风到家庭关系，每一条都经过精心编排，什么“此人长期以权谋私”“人民的监督权利不容践踏”“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这种话都写上去了。
那个主任干过坏事吗？没坏到上火刑柱的程度，但是收小恩小惠这些事确实干过。他干实事吗？干。教会上千万的庞大的基层组织干员就是这样，他们有的忠诚无比，有的手上沾满罪恶，但是更多的既不是黑也不是白，而是灰。
可是胸膛充满理想主义火焰的学生们可不管这些，大字报贴出后，没有人去核实那些指控是否属实。
因为在运动的氛围中，质疑一张大字报的内容需要的勇气远大于写一张大字报——前者可能被视为保护腐败分子，而后者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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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的一天，法兰西行省，里尔市。
事情发生在里尔第三纺织厂。
这家工厂雇用了一千二百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工厂在战争年代生产军用帆布和降落伞面料，战后转产民用纺织品。厂长名叫皮埃尔·杜邦，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二年。
杜邦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资本家——以联邦国企的标准来看他甚至算是比较厚道的。他按时发工资，工厂食堂的饭菜虽然乏味但管饱，每年圣诞节还会给工人发一箱水果。但他确实有他的问题：
工厂的安全设备已经老化多年没有更换，因为他把本应用于设备更新的预算挪去翻新了行政办公楼——“客户来考察总得有个像样的地方”，这是他的原话。
毕竟这个厂可不是国企，得在民营市场和其它竞争者奋力搏杀的民企或多或少都得靠压榨工人来维持竞争，他们这些小厂可没有能耐像某些企业躺着就可以获取垄断利润。
运动开始后，里尔第三纺织厂的工人们按照文件精神选举产生了监督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工，叫伊莎贝尔·勒费弗尔。她识字、能算账、说话直来直去，是车间里公认的“铁娘子”。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厂长公开工厂近三年的全部财务账目。
杜邦最初选择了配合。他让财务科整理了一套账目交给委员会——当然是那套干净的账目。但伊莎贝尔不是好糊弄的，她拿着账目去找了一个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朋友帮忙核对，很快就发现了设备更新预算和办公楼装修支出之间的数字对不上。
她把这个发现写成大字报贴在了工厂的告示栏上。
接下来的几天里，事态升级了。工人们围在告示栏前看着那些数字义愤填膺，一些年轻工人开始在下班后拒绝离开工厂，要求厂长当面解释。杜邦找了教会的驻厂神父来调解——这是以前的老办法，神父说几句“看在上帝的份上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发几包烟，拎几袋面粉和油，通常就能把事情压下去。
毕竟教会神职基层人员要调和矛盾嘛，很正常。
但这次不行了，一个年轻女工当着神父的面质问道：“神父，圣座说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现在真相就摆在告示栏上——我们的安全设备预算被厂长挪用去装修办公楼了。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厂长那边？
您难道要背离伟大领袖的教诲，选择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吗？我们知道平时你和厂长关系好，你不会也像那个叛徒一样收了钱吧？”
神父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无论他说什么都是错的——说站在工人这边就是公开和厂长决裂，他以后在厂里的工作以及手底下人的工资还要看厂长脸色呢，说站在厂长这边就是公开违背圣座的旨意。他选择了最安全的应对方式：
“我...回去祈祷一下，请求伟大领袖的指引。”
尼欧斯到底听没听到他的祷告工人们不知道，反正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件事情里。
杜邦在被围困了一天后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他打电话给了里尔市公安局，报告工厂发生了扰乱生产秩序的群体性】事件，请求派警力维持秩序。
公安局派来了一个排的警察。当三十名穿着制服、携带警棍的警察出现在工厂大门口时，原本只是聚集在告示栏前讨论数字的工人们瞬间被点燃了。一千二百人和三十个警察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以至于那些警察一进入工厂大门就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了。
有人开始推搡。有人在喊“打倒腐败分子！”“尼欧斯万岁！”“我们不能被遗忘！”“战无不胜的工人决不向这些叛徒屈服！”，有人把一箱用来生产的染料从二楼窗户泼了下去。然后一个工人——后来的调查始终没有确认具体是谁——从车间里拿出了一根铁管。
混乱中一名警察被铁管击中了头部，当场昏迷。另外两名警察在试图后撤时被人群推倒在地，随后工厂的大门被从里面锁上了。消息在两个小时内传遍了整个里尔市。
到傍晚时分，第三纺织厂的门外已经聚集了来自其他工厂的数百名工人，他们中有人是来声援的，有人是来看热闹的，也有人是来趁火打劫的。厂内的工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以伊莎贝尔为首，坚持以和平方式继续追究财务问题；另一派则在几个年轻工人的鼓动下，开始提出更激进的要求：不仅要罢免厂长，还要接管工厂的管理权，建立工人管理委员会，自负盈亏，收入利润归全体工人所有！
当晚九点，里尔市市长宣布对第三纺织厂实施紧急管制。更多的警力被调来，工厂被封锁，僵持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在法兰西行省省长的直接干预下，一名受尼欧斯信任的联邦特派员抵达了现场。他带来了两条指令：第一，警察全部撤走，不得对工人使用任何暴力；第二，厂长杜邦立即停职接受调查。
僵局以这种方式结束了。那名被铁管击伤的警察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星期后恢复了意识，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杜邦被带走调查后很快交代了挪用设备预算的事实——涉案金额二十三万欧元，和那些真正的大鱼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但这起事件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那二十三万欧元，里尔市的学生和工人们突然发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将无人可挡！整座城市的其它工作场所、学校、还有许多基层组织都开始准备行动。
它是文艺大复兴的第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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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事件的消息传到联邦首都时，尼欧斯正在翻阅卓别林寄来的新信。他放下了信，拿起了事件报告。
“唉....”
他只是坐在那里，盯着报告最后一行字看了很长时间。
事件中一名警察受伤。
这一行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人。有名字，有家庭，有父母妻儿。这个人不是腐败分子，不是运动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奉命执行公务的普通警察——然后他的头被一根铁管砸了。
因为尼欧斯发动了这场运动，因为工人们听了尼欧斯的话站了起来，因为厂长打了报警电话，因为警察接到了出警命令——整条因果链的起点在哪里？
尼欧斯把报告合上放在了桌角。然后他拉开抽屉，取出了一张便笺纸，用已经不太稳当的手写下了几行字：
“查理，我的朋友。今天有一个警察因为尼欧斯的那份文件而被人用铁管打破了头。他没有死，但这只是运气。我不知道下一次是否还会这么幸运。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领袖甚至在文件中就警告过——会有人试图让我们闭嘴，会有人威胁我们、恐吓、报复我们。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流的第一滴血不是来自被压迫的人民，而是来自一个在这场博弈中完全无辜的普通人。
领袖有权让人民站起来，但有没有权让无辜者流血？”
尼欧斯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唯一的答案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点燃了这把火，却没有熄灭它的能力。
他把信封好，交给了通信员。然后他重新打开了那份事件报告，在上面批示道：受伤警察的全部医疗费用由联邦中央财政承担。伤愈后如本人愿意转岗，由联邦人事部门优先安排。同时严查厂长杜邦及其利益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里尔事件的处理方式通报全联邦，以示标准——对腐败零容忍，对暴力也零容忍。
他不能谴责工人——因为那等于否定运动本身，现在的问题不是运动的烈度过了头，而是经过八百多年压迫的人们还没有完全觉醒；他也不能为暴力辩护——因为那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但他心里清楚，这种平衡能维持多久完全取决于接下来的事态发展。里尔只是第一个，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全联邦的工厂、矿区、学校里都有人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摩擦、冲突、流血就是必然的。
老话说得好，法国大革命死的人流的血一个广场就能装下，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压迫下死的无辜人民用几百个广场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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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深夜，希姆莱送来了更多的对内调查报告，这次是信理部。
尼欧斯在昏黄的台灯下翻看着报告。信理部的问题比他预想的更严重，他还要处理更多的内部问题，平衡更多的内部矛盾，他的工作永无止境并且会随着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而不断增多。
他合上报告，揉了揉酸胀的眼睛。
此时时钟已经指向了凌晨两点，他应该休息了，但他知道自己睡不着。亚空间中那个属于人类文明的巨大意志体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翻涌着——数十亿人的希望、恐惧、愤怒、困惑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而他就站在海洋的中心，既是它的主宰也是它的囚徒。
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空。高原的星空一如既往地清澈而冷漠，那些恒星不关心人间的运动，不关心谁倒了台谁被铁管砸了头。它们只是在那里燃烧着，一如几十亿年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尼欧斯想起了四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一切都很简单：敌人在那里，拿起枪，开火。对错分明，黑白清楚。
现在呢？敌人在哪里？在他亲手提拔的部长的庄园里，在他亲手建立的教会基层网络中，在他亲手设计的行政体系的每一条血管里！
他要向谁开火？向自己吗？
尼欧斯轻轻地把额头抵在了冰冷的玻璃窗上。窗外的万家灯火已经大多熄灭了，只有零星几扇窗户还亮着光——也许是加班的工人，也许是失眠的母亲，也许是和他一样在深夜里思考着什么的人。
“这才刚开始啊...”他低声对自己说。
窗外的风在呼啸，像是整个高原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