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盟国政府深知自身军事与经济实力，并准备将这场强加于己的战争必要时刻战斗到底；但同时也怀有阻止更多流血、终结战争恐怖的愿望，特此提议立即开启和平谈判。”

　　“若此和平和解提议仍未能终止战争，四同盟国决心奋战至最终胜利。然彼等庄严声明：对人类与历史，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917年，冬。

　　来自遥远北方的寒流席卷了整座城市，犹如一把无形的刀切割开人的肌肤，细腻而无情。赤坂的街道上，空气中弥漫着死水般的沉寂，梧桐树立在街角，枯枝如老者的手指，在灰色的天空下摇曳着无声的哀悼。

　　那是一个几近停滞的午后，阳光斜照进来，在榻榻米与松木地板之间投下断裂的影子。桐原信马曾经尝试去理解这栋宅邸中的一切——每一处褪色的壁纸、每一方被时间磨损的檀木家具，甚至包括书架上那些蒙尘的德语与法语典籍。屋内幽暗，反倒显得钟表的滴答声清晰近乎聒噪。他的身后，是祖父桐原信成的肖像——那位在明治维新中登临城头、最终摇身一变成为华族一员的男人。庄严的面容被岁月的油彩渲染得沉稳深刻，一如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意志——

　　克己、无声。

　　室内的空气厚重而沉默，周围的灯光在昏黄中散发出一种破碎的光辉。桌上的《法兰克福报》印着沉闷而无意义的消息。德国与法国的战局依旧胶着，西线如同死水池塘的倒影，俄国在东线的动乱正逐步扩展，似乎世界正呈现出泥沼一般郁结的色调，正如他本人将有可能面对的终局一样。

　　桐原信马所重生的时代，从一开始便是悲剧性的——此时是大正六年一月（1917年），欧罗巴正沉沦于火与铁之狂热，列强犬牙交错、万千生灵陨没于硝烟与泥泞之中。此时的日本看似置身事外，实则也被卷入这场帝国主义的漩涡之中。政治分裂、物价飞涨、特权层坐享其成，军部则在天皇神权与现实权谋之间不断拉扯。而对于过去的信马所信仰的“旭日东升之地”而言，离自我毁灭的前兆，亦不过十数年光景。

　　作为曾抱着一腔热血，想要将这方土地建立为远东民主之灯塔的重生者，桐原信马依着家世的荫蔽，现已官至陆军大佐，驻守于东京的陆军省，掌握一定权力，却又清楚地知晓这权力不过是一层透明的幻影。若是依旧重蹈过去，那么道路的尽头无外乎是一个荒凉的废墟，他曾经高举理想与秩序的旗帜，同行者却最终沉入特权与愚昧的泥沼。沉沦、腐化、帝国的梦魇反噬了它自己。所谓的自由和集体也成为了另一种形态的特权者们安身立命的教义。

　　过去的他拼尽一切，可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终局。就像冬日的尸体，被厚雪覆盖，腐烂的过程变得更慢，却也更彻底。

　　他清楚地记得，昨夜从参谋本部送来的命令书——要他立即前往陆军省本厅三宅坂、由田中参谋次长亲自接见。在东京霞关的官僚体系里，三宅坂的总参谋部是帝国陆军最神秘、也最冷峻的所在。可一名中阶军官，即便走进了那个象征帝国战争中枢的空间，又能如何？

　　顶多是，替将官们起草报告，或在外交宴席上担任翻译罢了。根据自己的记忆，在陆军省做这些工作的军官，不论是毕业于陆士还是从留德的士官生涯归来，皆需伏身于长官之下，锻炼十余年，方可谋求晋升。而所谓的“晋升”，多数时候不过是形式上的调动，其实质，只是另一个更大的牢笼。

　　然而，这一切——这一切象征“成功”的通途，于如今的他而言，都不过是一纸空文。他知道，这个帝国的根基已经裂开。军部的独断与政党的糜烂如同两条毒蛇缠绕在匍匐前进的躯体上，政务官的微笑背后藏着野心，而御前会议中所宣读的“忠诚”不过是统制派与皇道派互相倾轧的面具。

　　这一预知的苦涩，如铅重一般压在桐原的心上。上一世，身为一个原子，他无法拯救这个病入骨髓的国家；身为一个人，他也无法拯救自己。

　　然而，这个世界是错位的，表面看上去，一切还和他记忆中那个大正六年的日本相去不远——将军在东京、元老在枢府、舰队在横须贺、满铁在炽热中东奔西突。可若是你稍稍拨开表象，便能看到其中潜藏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裂隙。

　　最初，他以为只是这个世界的“风格”有些不同。他看见军部的情报局中，一位操着冷峻语气的少佐是位娇小的女性，头戴高檐军帽，戴着皮手套，眉目间带着严肃的悲悯；在文官府的文件上，他注意到一些在他印象中重要的指挥官与宰辅——名字看起来熟悉，却在括号中被标注为「特殊个体」；而作为父亲的侍从在横须贺视察时，那艘最新的铁甲巡洋舰舰长，是一个穿着洁白制服、拥有近乎人偶般面容的女性。

　　当然，他脚下的土地依旧有军队、皇权、资本、殖民地，但多了一层他所不熟悉的结构：神秘术式、神秘适性与多样而丰富的特种战术——一个伪饰着极度实用主义的封建－近代混合国家。

　　在开始的嘲笑后，他沉默了很久。他发现，许多他必须要从特殊渠道才能得到的书籍，在这条历史线上，连同他们的作者一起出现在了大相径庭的作品里，他印象里的文字连一点碎片都没留下。而最讽刺的是：这世界的“秩序”比他能想象出的所有体制都要更为持久和牢固。

　　他心中升腾的烈焰曾一度熄灭，但现在，他在这个陌生而强大的帝国中，察觉到了一种“重启”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世界演变出了新的形态，那么新的变革也应当顺势而生。

　　于是，桐原信马写下了那封报告——那不是密报，不是阴谋，而是以俯瞰者的视角做出的最佳判断。

　　这不是什么天启之策，却在那个恰好的时间、恰好的地点，恰好出现在了那些尚有理智的权力者面前。

　　在那天的会议之后，命令就来了。

　　那天午后，阳光斜斜地落进榻榻米上，仿佛被尘埃过滤过的过去。窗外是静止的冬景，仿佛整个东京都在为一个将被改变的未来而屏息。

　　桐原信马正在翻阅一本旧书——歌德的《浮士德》。那不是随意的消遣，而是一种潜意识的召唤。他感到自己即将也要和魔鬼签订契约——不是梅菲斯特，而是这个国家的深渊。

　　电话响起，声响沉稳。

　　“桐原大佐阁下，”那是父亲的门生，陆军省情报部的椎名良，她那如同钢铁般没有温度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来，“阁下的建议已获内阁采纳，陛下准许。您将代表陆军省、外务省、宫内厅，以全权身份出使德国。”

　　她停顿片刻，像是在等桐原回应。

　　“理由为何？”

　　这并不是疑问，而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冷淡。

　　“阁下之才，省部铭记在心。”

　　她说完这句话后便挂断了电话。桐原信马久久没有放下话筒。房内的钟摆声、墙上的“克己奉公”题字，仿佛在耳边与心头同时敲响。

　　火车的汽笛声自新桥站远远传来。雪已开始落了，细薄却坚决。桐原信马拉开书房的门，那些沉默的家具、幽深的壁纸、祖父的肖像，还有父亲无声的影子，统统留在了他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