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回头看看，我和我的丈夫之间的故事是很可笑的。
他算是个自由作家，就是那种会到处旅行的、带着一支笔一个本子就漫无目的地散步的那种类型。这个可怜人一直有有点疯疯癫癫的倾向，使得别人看不起他，他也因此不喜欢和别人说话。
我们结婚之后，他会带着我到处跑。一开始没有车，就用脚；后来买了车，他就会随手在地图上选个顺眼的地方，或者找当地人问个废弃的荒城。那时候他的个性就有点暴露：经常对着某个地方发呆，神神叨叨念着可怕的词汇，写出来的诗歌也相当抽象且悲哀。他似乎对苦难情有独钟，去观摩那种难受到叫人说不出话的表情，还有寻死时候的安详。
有时候那种神态让我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和他拉开一定的距离，躲到某个建筑或者石头后边，暗自害怕。他提笔也不做什么，就只是让双手在那里滞空。当发现我不在他身旁，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发抖的样子，又露出好似难过的要哭出来的脸——但他也不叫我过去，就只是在那里维持那张脸。一到这时候，我又后悔起来，走到他身旁，然后抱住他的脑袋。
我想我是喜欢他的，尤其是见到自己的丈夫这幅模样，心里和他一样难过。——可又有什么办法？我对他的情感还不足以征服对那种谵妄的恐惧。
他是个很怪的人。我们曾经在乡村见到某个牵着牛散步的姑娘，路边的秧苗潜在泥水里，翻起稀薄压低的晨雾。我看着那张不算漂亮但打理的很干净的黝黑脸蛋，笑起来；可他一看到这样子又开始哭，仰着脖子哭，露出不明显的喉结，拉长的云片飘过长发的头顶。待到哭够了，用手指拭去眼泪，确认我在他身边之后抽出笔和纸，刷刷刷写起来。笔没墨了就吐出来一点口水，将笔尖含到口中，接着写。我担心那种东西有毒，就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他带着哭腔答应下来，左手死死搂住我不让我离开，右手继续动笔，结果过几天还是不听劝，又把圆珠笔放到嘴里。
他有的时候也挺正常的，当谈及自己喜欢的作家的时候，眼睛放出矍铄的光，牵着我的手滔滔不绝。有时候咬到自己的嘴唇，渗出血来，我抱住他吮一下，就相当于是接吻——他因此傻笑着，躺在了我的腿上，不去聊那些作家。
我不会去看他的作品，因为我对文学类的东西没兴趣。可一到我问他他是个什么作家的时候，他就高兴地自称为童话作家。然后从包里掏出自己的书本递过来，求着我读两篇。我不信他的鬼话——如果真的是童话作家，哪能写出这种吓人的诗篇？
我们结婚的第一年去了日本的废弃火车站，他当时来回摸掉漆的站台柱子，嗤嗤地笑了起来，然后和我感叹道：“日本人就是在这方面有天赋！——他们写谈情说爱的故事最多了。”铁轨底下垫着石子，拨开石子就是苍绿的苔藓。用手触碰的时候，渗出来一大片泛着土腥味的水。生锈的写着火车站名字的招牌、刷上蓝色油漆的把手、浅草后头慵懒流过的溪流。有人散步似地走过来，和他打了声招呼，他会点日语，就张开生涩的嘴唇，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向那人回礼。对面一下子就看出来我们是外国人，笑了笑不再说话。
有蚂蚁顺着他的手指爬上来，我替他拍掉，他就转过头来问：
“你干什么？”
但我知道他这不是怨我。他是不会怨我的，甚至将我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曾经他在旅店对我发了脾气，明明我都没觉得如何，第二天早上醒来听见哐哐的声音。我以为是隔壁在装修，没多在意，眯着眼睛打着哈欠叫他的名字。结果一推开门，见到他抱着门槛撞自己的脑袋。屋里全是血啊！桌角上、门框上，还有到处都是碎掉的玻璃渣子。我快被吓疯了，走过去抱住他，他挣扎了一阵子，发现是我之后扑倒怀里哭起来，紧跟着对着地上哇哇地吐。我才明白过来他是喝酒了。他吐出来的东西什么都有，我根本猜不出他都吃了些什么：红的白的黄的绿的，粘的块的……
他对着我嚎：“你让我死了算了！我是个畜生，畜生不如！”
我不敢回话，抱着他往医院跑。我们两个人中只有他会开车，我就只能叫出租。但是那些司机见到躺在我怀里的这个血淋淋的家伙都不敢接，我一挥手，他们就按着喇叭跑了。最后是他扶着我慢悠悠地站起来，小声说：
“我没事的，你让我开车吧，让我开车。”
他因为这件事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生们怀疑是我给他打的，常常背着我说闲话。可一见到他趴在我怀里哭的样子，又乖乖地闭上嘴——都住院了他还是要哭，而且哭的更频繁了。一天好几次，哭得躺在我怀里喘不过气来，哭完了还要躺在我腿上。刚开始他有脑震荡，我不敢动他的脑袋，就没给他枕腿。他接着哭，哭得我无可奈何，又心疼又难受。
医院里的阳台上有黄花，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他伸手去摸那块漂亮的陶瓷杯子，摘了两片花瓣下来，放在我头上。然后笑了起来，盯着我的脸笑，张开自己的双臂非要跟我接吻。我把脸凑过去跟他嘴唇相接，他就笑得更开心了，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咳嗽起来。
我偶尔会觉得他就像个孩子。
出院了之后，我给他梳理头发。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留长头发太不体面了，准备用家里的剪刀给他剪掉。而他当时抱着自己的头发，躲在角落里，一副我要用剪子捅死他的表情，说：“你不如要了我的命！”
我不敢给他剪头发了。因此他两肩的头发留得越来越长，甚至超过了我，耷拉到腰带附近，但那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晚上他经常捧着我的头发，然后给我辫各种鞭子——麻花辫，马尾辫，在后头盘起来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辫子。
作为一个作家，没人愿意要他的作品无疑是最悲哀的。好消息是我的丈夫的作品还算受欢迎，稿费勉强够我们到处跑。等到身体好了之后，他从北方的老家带回来几件棉衣，带着我飞到俄罗斯去。我不知道我们究竟去了哪里，有点像莫斯科，毕竟人挺多的，到处也挂着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可无从确认。那天到处飘雪花，一片一片，陨落着纯白色的雾霭。晚霞漾开船坞对岸，波光粼粼的水面描摹着太阳的高亮。晚风满溢而出，明明是在俄罗斯这样北边的地方，却吹得人不觉得冷。我们不会俄语，但是我丈夫说话就像打呼噜一样，没人听得清楚——这幅样子很难不叫人喜爱，所以那些外国人到也很欢迎他，看着这个年轻人躺在我怀里和他们掰扯听不懂的道理。他又喝酒了，而且国外的酒劲还很大。我生怕他闹出像之前一样的事故，不过这次他只是躺在我怀里睡觉。
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他这回不打算再出国，而是在国内到处跑。国内也有挺多漂亮的地方，只是需要找找——他这么说。于是我们的旅行变成了扛着大包到处跑。他的身板还算结实，可惜背着那么多行李还是难免像个牲口一样喘着粗气。我有时候伸手要朝他要行李，他就拼尽全力跑了起来，跑得满头大汗，然后转过头高声呼喊我的名字，要我跟上他的步伐。
我知道他这是在转移话题，可他实在是太不会聊天了，让我好气又好笑。
我们偶尔会去山里头露营。国内不像国外一样，有很多私人经营的露营地，我们挑场所就得费老大功夫：先找当地人打听、买报纸、查书本，最后来到某个喜欢的湖畔，在蓬松的灌木丛里拣柴火和松果，丢到事先铺上煤炭的火炉里用打火机点着。如果缺少火棉，就从包里找出一两块餐巾纸，丢到里头。按理说现代人都是喜欢拍照的，可是他是带着发黄的写生本，见到喜欢的景色就开始画起来。那些滑稽的笔迹歪七扭八，看不出透视关系，唯独湖畔的树还好点，但也就是小孩子的涂鸦的水平。他画完了之后问我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就用埋怨的眼神看着我：“你说谎了。”
我回道：“只要是你画的都好看，你更好看。”
他笑起来。这明明是一句挺阿谀奉承的话，却能让他开心一整天、一周甚至一个月。
一只巨鹿看见我们，抬起自己那顶树杈似的半米大的冠，在涌动的落叶里飘摇。那美丽的挂饰是和这只畜生的脑袋显得如此不合，就像独轮车扛着一架飞机。他和我们对视没多久，蹬起自己修长的腿，跳跃着跑走，踩碎水面透彻的镜子。那身漂亮的皮毛有着洁白的反光，他靠在我肩头看了一会，伸手拿走篝火里烧开的水，问：
“国内还有鹿？”
“那当然，有好多种啊。你怎么问出这话的？”
“我以前只在国外的纪录片上看过。”
我让他牵着我的手到处走，刚打算上对面的山头逛逛，见到湖边的枫树后又立即改变主意，要和我坐在地上歇一会。我由着他，选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坐下，远眺橘红色的太阳凝固在枝丫上，濡湿着红叶。风景相当不错，觉得是个写书的好地方，就问他：“你要写书不？”他回答说今天不想摸笔了，接着拔下来几株枯草垫脚，又躺在了我身上，嘱咐我等天黑了把他叫醒——又睡着了。那是一段流水的记忆，明亮而安详。这样的记忆是不珍惜的，因为我们往后的每一天都和当时大差不差：在那之后他也一直躺在我腿上睡觉，也许会闹得腿上发麻，可我还是喜欢在这时候摸他的耳畔。
这样的日子像琉璃的假人敲着鼓点一样美好，无差别地填充我们的每一天，有时候甚至叫我忘了他神神叨叨的模样。我们接触的双手间，皮肤的隔阂被消解，以更接近的姿态牵起彼此的手。那些温热的静脉血管，凹凸不平的关节。纱窗外头的风是隐晦的，带走空气中的浮尘，打扫掉所有足迹。
我以为将来会一直这样，而现实似乎也是这么表现的：他出了名，被人带走了，在谁都看得见的地方说了很多话。那张藏在头发里的脸显得很开朗了，他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都活跃起来，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向世人传达自己的快活。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忘躺在我的怀里、还是会在我怀里哭，但哭的次数少了许多。有时候愿意抢在我前头出去散步——当然最终还是要我陪他一起的，不然他打死也不会出去——然后为我搭配很多件花样繁多的衣裳。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热，但他躲进我外套里的样子的确让人着迷，所以当他问及我的时候总会回答说：“还好。”
他去摸我的额头，然后说我骗人，替我把多余的衣服脱掉。
我们结婚不知道多少年的早上，他头一次离开我，独自去了外头。晚上刚回来的几个小时，他乐呵着和我说今天的遭遇：又和多少人说了话，他们的故事又多么有意思，他们的衣服是如何有特色，然后将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说将来会为我买同样的衣服。我因此很高兴，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在这样的触摸里，他睡过去。呼吸是平缓的，吹过我衣袖的缝隙，我也靠在他身上睡了。半夜的时候，一段窸窣的响又把我吵醒，我低头看他，才发现他又哭了起来。
我以为这场哭泣又和往常一样，只是短暂的难过，所以将他靠在胸前低声呼唤他的名字。谁知道这时候他又哭的更大声了，邻居的灯因此亮起来，最后那只纤细的手干脆抽搐起来，连眼泪都没有——那双悲哀又恐惧的眼眶渴求地望着我，我想抱住他，他却又在这时候挣脱开，向外头一瘸一拐的跑。
我跟着他，那时候还没睡醒，所以跟不紧。他进了厨房，我以为他要做什么，他却发呆好久，聆听外头响亮的蝉鸣。之后乍地抓起旁边的刀，埋着头就剁自己的手指。我脑子里吓得一片空白，动都动不了——当时确实是见血了，还有不少，桌子上拉长出来缤纷的一道。他劈完自己的手指，又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哀嚎。那把刀没拔出来，他疼的在家里乱跑乱跳，我明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是愣愣地跟着他。最后他转头看见我，手上埋着刀子就扑倒我怀里，整条胳膊因为疼痛而抽抽，泪汪汪地在那叫：
“疼啊！……我疼啊！我抱着我好么？你抱着我……”
我听他的话抱着他，颤抖地抱着他。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子，却突然觉得他现在的委屈都是我害得，差点跟着他哭出来——可我知道我不能哭，因为我一哭他又要更难受了，就憋在胸腔里，憋得胸口疼。他不敢把刀拔出来，心里清楚拔出来的那刻将疼的要命，就死命把脑袋往我的胸口钻。他的头颅永远是温柔的，到了这时候还害怕把我弄疼，钻了一阵抬头问我：“你疼吗？”
我说不疼。
过了一会，他整个人已经麻木了，眼泪也全都干涸在皮肤上，小声说：“我们去医院吗？”
我带着他去了医院。医院里的人都认识他了，见到这个孩子躺在我身上，挂着一把刀进来，乱成一锅粥。那样子就像被拦路的蚁群，一排排白大褂打结在一起。他靠在我的后背上，应该是被这样子逗的，笑起来。
我也跟着他笑。
他没了三根手指，好消息是：没的是左手手指，还可以写书。可我却不想让他再动笔，打那之后一见到那只颤颤巍巍的手，就心疼起来，然后从他身后搂住他：“你别动那些东西了，好不好？”他不听我的劝，后脑勺往我怀里蹭，叫我别在意。
他的整个左手都肿了起来，包在厚厚的纱布里。我真想解开那些纱布去触摸他的手，可惜他会因此疼得挣扎。他没住院，半个星期不到又回到了家里，外头的人知道了他的事，不敢再叫他出去了，也没人敢出版他的书。我们躺在床上，我问他怎么想做这种事，他似哭非哭地回答：
“我怕啊，我怕在人前说话。他们笑的多开心，我晚上想起来就多害怕……”
现在的书没人敢出版了，以前的书还是在卖的。他还是拿的到稿费，这足够让我们度过一段平淡的时光。我们搬了新房子，因为当地的邻居不敢和我们说话了，就搬去了偏僻的县城。窗外的麻雀压低电线杆，拍打翅膀，脱落的羽毛被灰白的云彩带走。那段日子我天天做噩梦，一看见羽毛就联想到他没掉的手指。
我有时候都惊叹自己是个多坚强的人。这么多事，我竟然一点病都没生，反而愈发精神起来。他左手不便，还是要像以前一样照顾我。我们那时候其实还很年轻——都才不到三十岁，所以很快又回到生活的轨道。
我们生活的港口旁边有一片荒废的海村。这里曾经是有人生活的，但是后来一场大水淹掉了一切。而如今，海浪默默洗涤我们两个的脚趾，全然不像多年前肆虐的模样。我丈夫写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曾经一天就可以写一篇，如今却发呆半晌不愿动笔。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对音乐有了兴趣，带回来一把吉他。他和我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音乐，可惜这东西比文字难琢磨的多。练琴的过程中，他因为左手不便，没法扶着琴头、也没法摁品，我们就学会了如何两个人弹琴。
当地的人都没什么文化，不认识这个作家，先入为主地觉得他的手指是工伤弄没的，特别照顾我们两个，会送很多东西过来。每次出门我们明明一分钱都没带，却还是满载而归。他受不了这种关怀，一见到人就将脑袋藏在我身后，回到家后看着那些东西嘟囔：“还回去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孩子了，就和他说了这件事。最初听到的时候，他笑着将头凑过来吻我，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玩笑。到了后来，我都想好给孩子的名字了，他却又闭口不谈这件事。我每次说到有关的话题，他就心虚地把头背过去，看外边的风景。直到有一天，我忍不住了，一边梳理他的头发一边问：“你还打算要孩子吗？”
他听了这话，眼眶马上红肿起来，可是这回没哭——不如说，我们搬家之后他就很少哭了——接着抓住我的衣角。
他当时害怕，牙齿都在打颤：“怀孕难受啊，难受的很。我不想见你疼。”
楼底下熙熙攘攘的人，他们来回推送摆摊的车子，楼顶淤积的烟有着甘草的清香。他在坐在窗户前看呆了，就转过头来要求道：
“你笑一个好吗？你笑给我看看，笑给我看看。求你了。”
我就笑给他看。不知为什么，我冲他笑的时候总故意展现自己最温柔的样子——用漂亮的弧度张开嘴角，然后和他靠在一块。
他看见我笑，就开始啜泣，五官因为忧愁模糊在一块。
我搞不明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想让我伤到，也不愿意见我笑。
村里有几个孩子是上过学的，在图书馆里的书里见过我丈夫的画像。每每我们两个出门，就要跟在后头，用羞怯的脚步试探，一点点缩短距离——可他们从没和我们搭过话，也没找他聊天。他心里在害怕，因为不知道这几个孩子是怎么看自己的。直到有个黄昏，他一个人出去散步，又碰见那几个孩子。他们不紧不慢的脚步，总是让我觉得很可爱，可他不这么觉得。那些陌生的脚印让他彷徨失措，加快脚下的速度，可那几个孩子也不紧不慢地变换。最后干脆怕得惊叫起来，跌跌撞撞地冲开家门，趴在我的身上。他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腰间，央求我去带走门前的几个孩子。
我拍他的背，拍了好一阵子，直到他可以放开我的身体，然后出门去赶跑那几个孩子。他们笑的很天真，可越是天真，我就越心疼自己的丈夫——他配得上这样的笑容——然后挥手和他们说：“你们走吧。”
他们活泼的身影在落日余晖中，逃窜开来。
炉里烧着水。回来之后，他用右手给我们倒上两杯热水，自己的眼睫毛粘上了滚烫的蒸汽。他眨眨眼睛，过来吻我。吻到一半，突然难过起来，用嘶哑的声音问：“你下辈子还陪着我吗？”
我刚开始没听明白她的意思，后来吓得紧紧把他贴在身上，不敢让他去任何地方。现在想想，我当时多半是误会了，他就是太害怕了而已。他在我怀里抬头看我的脸，看久了胸腔就剧烈地起伏起来，自己掐自己，自己骂自己，两条腿在地板上乱蹬，听的我都难受，最后咬着我的衣领道歉。我拉着他过去弹吉他，他慢吞吞地把右手搭在琴弦上，演奏无端的调子。他专挑声音沉闷的五弦和六弦拨，发出细腻而沉闷的音调。渐渐地，出来了一种单调且好听的旋律。因为这个旋律，他兴奋地涨红脸，转眼间就忘掉门前的那些孩童，右手的动作猛烈起来，偶尔抽空敲打护板。一段演出结束，用上额轻轻咬住琴头，和我背靠背坐着。
他用吉他将自己脑袋撑起来的样子很幼稚，使我靠着他的背无意识地微笑起来。
住在海边的城镇的日子毋疑是难熬的，也是幸福的。我们接触彼此的机会多了起来，远远眺望跨海大桥，上面的车灯洒下靓丽的颜料。
他偶尔要躺在我们的床上碎碎念，整个人都糊涂了，转过头来又问：
“你怕我吗？”
我回说不怕。他却像没听见一样，乞丐似地跪在我面前，双手去捧住我的手，用额头去贴手背。
他哀求：“你别怕我，求你了，你别怕我……我不会让你难受的，要你的命不如先要我剐死——来，你再抱我一会，成不？”
我张开自己的手臂抱他。
我丈夫的身体不算差，早些年还会出去远足，一走就是好几百公里。他生病的规律说来也挺有意思的：每年身上的某个部位都要发炎一次，可能是肠胃，可能是咽喉。发烧往往是附属品，发烧的温度视病情而定。我见过的最好笑的一次是夏天他被热发烧了，因为躺在被子里不愿意松开我，第二天直接烧到三十八九度。他病的时候就将身体同我紧靠在一起，也不让我照顾他。而我对他的病也有种神奇的免疫似的，从没有因此被感染过。
如果发炎的是后者还好，是肠胃的话，那一定是最难熬的。他的病情其实不怎么严重，纯粹是自己在作践——每次肠胃炎都要跪在地上干呕，发出断气一样的喘息。呕完别人会想着上床上躺一会，他偏偏继续去扣嗓子眼，最后小腹痉挛在一团，身子蜷缩在某个角落。刚开始还会呕出点胃酸，后来什么也没有了，那些浑浊又干燥的涕泪凝固在他的脸孔上。他洗了一把脸，转过身来要我拍他的后背。
我们脖颈交错地抱在一起，他便在这时候伸长了脑袋，像一只鹅在那里发出牲口的呜嚎。那些呜嚎有时候是哽咽的，有时候是愤怒的，有时候又只是单纯地在叫，头脑发白地叫——因此更像一个牲口了。我在他旁边的这些年听过各种叫声，旁边的孩子听了他的声音害怕的哭起来，他跟着哭，那些家长就匆匆带着孩子离开；老人因为受不了吵闹被惊醒了，总之那时候病房里就像某个刑场。
外头下着粘稠的雨滴，他和我说一个人出去走走，就蹭着墙壁前进。他走到外头，张开嘴迎接雨水，它们却深深刺进他的眼里。他的眼睛发炎了，泌出来白浊的泪，随手找了个有水坑的地方坐下。雨过天晴，泥浆风干在他的衬衫上，像刚从稻田里钻出来一样。见到他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吓得报了警，有人将他拖到我怀里，我就叫醒了他，去看眼科医生。
那些人悄悄过来和我说，让我去别的科挂号。他听到这话受惊地扒住我的领口。
“你别带我去见人！——你替我遮住他们啊，用衣服把我裹起来！”
河水由绿变蓝，卷走大只的货轮，只留下那么一两个渔人的扁舟。我把他带到河正中的断桥上，对面是另一个国家。他站在桥上张开自己的嘴，我以为他要说什么话，将耳朵凑过去，结果他又开始以那种牲口的姿态哀叫起来。这两年他叫的多，邻居也会被吓到。虽然见到我们还会打招呼，但不再往我们手中送礼物了。
邻居们怕他，不代表那些孩子也会怕。一旦什么时候我不在我丈夫身边，他们又要拎着小碎步追赶他。那段时间人们常常见到街上有一群小孩追着一个大人跑，穿过五彩斑斓的大棚。被追赶的大人跳着脚，边跳边跑，发出野牛一样的闷哼；孩子们在后头追赶，熙熙攘攘的足迹填满街头巷尾，就像追赶牧羊人的羊群。大人们笑了起来，以为这是在带着他们的孩子玩，又忙活手头的事情了。他那颗短小的塌陷下来的鼻子，拉长牛嚎的汽笛，引领孩子们继续跑。穿梭了一条条街道，在人潮里破开一梭热闹的炮竹——可只有我知道他那是在害怕，害怕的要命。
那天上午我什么也不知道，还当他正对着外头的海景发呆呢。直至他被那群孩子赶回家的时候，才匆匆跑过去牵住他的手。他累到喘着粗气，然后手忙脚乱地将门掩上，躲进被子里。我见到他的模样，头一次这么恨一群孩子。可我不能打他们——谁知道有多少人是什么也不懂，傻傻地跟在人群后头跑起来的呢？
最后我站在台阶上，冲他们嚷道：
“走！带着剩下的人走！这里没有给你们看的了！”
他们笑着跑开了，回家告诉父母今天的见闻。
唯独有一个孩子，在那天是没跑过去追赶我丈夫的，叫艾。等到外头炮竹般的氛围结束了，才生生地走到我们门前。我看着这个陌生的孩子，联想到那群天真又可恨的嘴脸，冲他发脾气：“还看什么看，走啊。”
他走了，一步三回头地走，目光定格在我家的门牌上。自那天以后，艾便记下来我们家的位置，一有空就守在门前。雪花躺在虫蛀的门槛上，时而留下两只纤细的脚印。有一天刮大雪，屋檐上头积了三指厚的棉絮，他就打着一把伞坐在我们家门前的长椅上。我丈夫因为以前的事不敢出去，将门板扒开一小条缝隙，躺在我身上朝外头看。炉里烧着绚烂的火苗，干柴爆裂的轻响温柔得要让人睡着。他从柜子里拿出一瓶气泡水，接着问我：“你见着外头有个人没？”
我想了一会，觉得应该是艾，就回答道：“是个孩子吧？”他点头说是。
我们从床上拽了一条毛毯过来，盖在彼此的膝盖上。他又朝门外看了一会，转过头来小声说：
“好像死啦。”
我手中的杯子吓得掉在了地上，接着连棉衣都没来得及穿，出了家门。艾那时躺在长椅上，伞杆杵在冻土里，头发挂着像玻璃渣的雪片。我丈夫说错了，艾还没死，但那手脚僵硬的蠢样也和死没去多远了。我抱着艾走进进门，他替我腾出一块位置，将艾放在炉火前。我也觉得这孩子真是命大，冻成这样竟然一点事没有，在我们屋里感冒一阵子就好了。我丈夫一直不敢和艾说话，藏在自己的房间。那天我因此忙的不成样子：一会要去屋里照看他，一会又要去客厅照看捡来的孩子。
艾好了以后，就跑到我丈夫的房间前头，用脑袋低低地靠着门板，将耳朵凑过去，去听房间里头的动静。我推了推他，说自己去找点事吧，然后进了我丈夫的房间。他看见人影，以为是别人，死死抵住房门不让我进来。我低头说是我，才让开一条缝隙，在我挤进房间之后扑过来抱住我。
艾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天半。他的父母跟我们是认识的，不喜欢这个古怪的作家和他的妻子，所以很快跑过来要人，但是艾打死不肯回去，他们只能先让艾暂住在这里。艾是会处世的孩子，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留下了一条不深不浅的记忆。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竟然让我丈夫渐渐愿意和他说话了。
壁炉、毛毯和人声——如果非要一个概括，我们相处的那个月就是这样。我后来才知道，艾读过我丈夫的书。艾会聊天，我的丈夫愿意和他说话以后，就坐在沙发上和他讲故事。那张淤血的嘴唇动起来就变得飞快，上下翻飞我听不清的字词。他说了很多故事，吓人的也有，类似童话的也有，但说的时候总是笑起来的。艾和他走的越来越亲近，最后他甚至愿意让艾坐在他旁边，这时候艾就会打量起他受伤的左手——只剩下了大拇指和小拇指，伤口处的皮肤褶子似地打上结，就像个牛角。
我丈夫也因此很开心，时常调侃自己：“就是牛角。”
海面泛起了白花花的浪涌，他带着艾散步。几百米长的黑色海滩留下四个联排的脚印。渡轮经过桥梁底下，还有跳跃在岸边的浮漂。两个人去看了江水，连绵一片。艾走在他的旁边，微张自己的嘴巴。两人说了不少话，我就站在旁边听着。艾的父母见着了他俩，凝视着这个残疾的作家带着孩子的样子，悄悄走到旁边和我说：
“你们陪着艾吧。他想在你们这呆到什么时候，就呆到什么时候。”
我笑了。
艾想去外头看看，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港口城镇的孩子，是没见过内陆的模样的。他开车带着我和艾顺着高速公路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漫无目的的地前行。偶尔远远看见几个岔路口，就转过头问我们两个：
“往哪边走？”
艾在半路上见到一个没拆除的空房子，敲了敲我丈夫的手肘，叫他停下来，我们就停了下来。高速路上一个车也没有，那些褪色的墙壁后头就是一片油菜花田。刚开始艾和他坐在屋子里聊，发现灰太多了之后就跑到油菜花田上头。
艾是想当作家的，所以喜欢听他讲故事。他看着花田外头的围栏，想要走进去，被我丈夫拦住了，说这是私家的地皮。艾转过头问他另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问他们两个认不认识。他抿住嘴唇思索了半晌后回道：
“认识。”
我知道他其实是说谎了的。别说同行，就连楼下的邻居他见到了都要跑，怎么可能认识那些作家？——我悄悄把他拉过来，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只是用掌心盖住我的手背。油菜花田上有不知名的飞虫飘着，被我们三个人吸引过来。艾暗自躲在了我丈夫身后。他其实也怕虫子，却不想在艾面前显露出来，用不会发现的幅度靠到我身上。
黄色的瀑布从这座山头延续到另一座山头，高昂的涨潮一般扑向天际线，却在将要触碰到的前一秒跌落到人间。风摇动花蕊，散开风铃的响声。他只有和艾聊天的时候才像个男人了：用夸张的修辞，去描绘一些好笑的事情，比如我们的第一次相识，还有去国外的几次旅行，说着说着就面无表情地流下眼泪。我以为他想到了什么伤心事，伸手替他擦拭，他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哭。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做什么？”
我把手上的水珠展现给他。
他发呆一阵子之后，有些后怕的问：“你以前见过我这样子没？”
我说没有，他就抱住自己的膝盖一本正经的思考。最后怀疑自己是生病了。
艾回到镇上以后花了不少时间，写完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艾把自己写的书给他看了，他用残缺的手支撑脑袋，读完之后笑着把书还给艾，叫他自己出去逛逛。等到艾出门之后，那双手才悄无声息地怯怯抓住腿上的毛毯。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
“我真该死。我不该给他讲那么多吓人的故事的……”
艾的小说其实我也看过一些。他写的实在是太多了，大部分都是练笔用的手稿，我记不全，可有一句话倒是记得：
“我时常着门外的窗户发呆，不是为了欣赏头顶散漫的缎带似的云彩，只是在脑子里想着：要是我跳下去会怎么样呢？——说实话，我有些害怕。我知道跳楼的人大多不是‘眼一闭’、‘头一歪’，连什么感觉都没有地就死了。他们基本上都是被折断的肋骨刺穿了肺，或者说内脏大出血死的，这个过程想想就叫人害怕。我想死啊，可我死不掉。我是个怕疼的家伙，别说从楼顶上掉下去，就是偶尔踢到脚趾头都觉得真是要了我的命。盯着阳台的窗户看，觉得自己头晕目眩，脑袋里充了血，脚下抹油地站起来，又很快瘫到椅子上。”
我此前还经常拿这件事开玩笑啊，向我丈夫复述这句话，接着补充：
“你们写的书都同样吓人。”
我的丈夫听了我的玩笑，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埋头去摆弄壁炉里的煤炭。那团冰冷的火光点亮他的脸。
现在回忆起来，那都是些什么地狱笑话？
有天早上，艾独自一个人去散步。我想同他一起出去，我丈夫拦下了我，说由着他，艾本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爱上哪上哪。风一阵阵吹过来，我丈夫趁着这段时间坐炉火前。夕阳西下，艾没回来，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就摇他的肩膀将他叫醒。他前脚才眯着眼回答说不会有事的，后脚我们就听见门外排山倒海的脚步。那声音吓人，我推开门看见有人吵起来。
我丈夫披着毛毯一步一顿地走过去，走到海滩人群最多的地方。黄色的裹尸布躺在岸边，围着一大堆人。我还当是某个命案看呢，紧紧抓住他的手掌，恶作剧似的靠在他肩膀上，企图以此拉近我们的距离。但当我丈夫上前问的时候，听见他们说：
“艾死了。”
这个孩子当时怎么死的，有人看得很清楚，在那张牙舞爪地讲——他从桥上跳了下去，没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但总之，掉到河里以后，先是痴呆地坠落了一阵，后来四似乎害怕了，拼命挥舞自己的手掌。这时卷过来一阵海浪，将他压了下去，好巧不巧，上方还有一条行进的渡轮。他被卷了进去，卷到了船桨里头。船桨转的很快，那些铁片打在他身上，每打一次就发出一阵惨叫。皮肉上见了血，可声音传不出水面，他就在水底下干嚎，飘上来一段跳舞的泡沫。船桨从头顶打到脚底板，有的时候像绞进肉里了，有的时候又没感觉了。不知过了多久，艾渐渐不嚎了，外头岸边的人也被他引来，他的尸体才浮上来——或者说连尸体都没有，就剩下好几条没彻底断开的血肉，顺着海浪漂流到滩上。胆子大的邻里从家里掏过来塑料袋，把那些尸骸装了进去，不让路过的孩子见到。警车来了，就连同袋子一起，丢进黄色的裹尸袋里。
大家其实也猜不透，那究竟是不是艾？——可惜当时除了艾就没有掉到水里的人了，再加上有人扛着秤过来，将尸骸秤了秤，正好和这个孩子生前的体重对得上，于是确定：这八成是艾。
艾是真可怜，那么怕疼，死的还这么惨。
我的丈夫看着黄色的裹尸袋，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也不哭，也不笑，看得我害怕。我走过去用胳膊搂住他，他却不靠在我胸前，就是站在那。
艾的父母很快就听到了消息。我和丈夫当时已经回到了家里，没多久就听见哐哐的敲门声。我透过针眼向外一看，发现是他们，就哄骗他先去屋里躺着——我觉得这俩人多半是要来寻仇，估计要骂得很难听，就不敢让他听见。我打开房门之后见到艾的父母，本以为他们直接就要开骂了，他们却点了根烟和我聊天。艾的母亲站在门槛上，艾的父亲就坐在沙发前头。聊着聊着，就聊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好不容易歇下来，我想着也该聊正题了，他们却和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人，留下来一条崭新的香烟，说是送给我们的。接着这俩人在我们门口挂了一条大红色的鞭炮，就挂在院子里的老杨树上，用打火机点着。我丈夫听着外头噼里啪啦的响声，从屋里跑出来躺在我身上发抖，等到鞭炮响完了推门出去一看，发现杨树都被炸出来好几个坑洼的印子。
门前就和过节一样，飞的到处都是鞭炮的纸屑。有两个路人过来，看见我们门前的光景，笑出声来：“离过年还差得远着呢，你们这么急着点鞭炮啊？”
我和他一起站在门前看着杨树发呆。
往后的日子里他从不和我提及那一盒烟和树上的鞭炮，只一天到晚看外头的风景。唯一的不同是他不要我抱了，转而面对火炉抓住毛毯不放，无论夏天冬天，都是这样。我一凑过去，他就推开我；我要是再往他身旁凑，他就第二次推开，用哭脸看着我：
“你别过来了。”
我想着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厌烦我了，就没再多干涉他的生活，可我真是错得离谱。
没了我之后，他对着家里所有的家具发呆。有天目光落到新买的刨皮刀上头，悄悄从厨房里将他带出来，然后用它刮自己的皮。刚开始还真就是刮刮皮，后来干脆卡在肉里出不来。他还是傻着去拉那个刀柄，结果带下来一条白花花的脂肪。他疼的尖叫起来，推开房门就跑出去，边跑边跳，夸张的动作就像敲锣打鼓庆祝某家的喜事，身上耷拉着刨皮刀和没刨断的肉。我从自己的卧室出来，没见到他人，盯着地上一长道的血就觉得胸闷心慌，跟着血迹追上去。
他跑到了海滩上，让镇子上的所有人都见到了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一边跑一边尖叫。越叫越疼，越疼越要叫，最后叫得声带嘶哑，甚至连声带都感觉不到。恍惚间两只脚没站稳，仰面摔倒地上。眼睛里进了沙子，五官里头全是泥，两条腿还是不忘继续前进，就像个节肢动物一样张牙舞爪地爬行——用脸摩擦着地面，连尖叫声都发不出来。匍匐的过程里，刀子从肉上掉下来，腰间抽搐了一阵接着爬，四肢并用地爬，直到我拦在他前边，让他扑到我身上。他抬头看看我，不说话，也说不了话，眼眶里口腔里全都被泥巴填满了。
如果说前几次是命大，这一回可真就是命硬了，他竟然还没死。现在回想那一条从家门前延伸到海滩上的血，我都觉得他该死了。
他终于是躺在我身上哭了，浑身上下散发着腥臭味，泥浆和汩汩往外冒的血混在一起。直到那时候我才想起来，他已经好几年没趴在我身上哭了。我们在医院里休息了好久。待到他能回家的时候，左胳膊留下一条几十厘米的疤。回到家之后，他望着我说：
“我这两年基本没陪你。”
那些声音低低的，让我感觉他说这话的时候比哭还难受。我知道他是在道歉，可我不感到孤单，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在我身旁。他靠着墙壁想了好久，还是说：
“我们出去玩吧。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他的泪腺有了炎症，曾经坐在医院病房里发呆，眼眶里就无端涌出泪来。自己发现后还不想叫我看见，随手抽两团纸擦掉。角膜也出了些问题，保持在一种阴沉的颜色。他偶尔会看不清路，虽然不能开车，但日常生活还是没大碍。医生当时要给他开滴眼液，他又受惊地藏在我身后，哀求我不要用那种东西，说自己的眼睛还好着呢。
肺亦是如此——经过海滩上那一遭之后咳嗽起来，我要领他去医院检查，他说自己不去。我心里其实害怕死了，因为我见过不少又是肺炎又是肺结核的，一开始都只是当普通的感冒处理，结果最后连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睡着睡着就没了。
他时常感觉气管里痒痒的，想要咳嗽又咳不出痰，将嗓子咳得出血。因此对着自己发怒，恨自己怎么连个痰都咳不出来，在街上一边跑一边怒吼，在集市里变成一条乱窜的看不清脸的黑点。
我们商量了好久，最终决定：还是出去走走吧。因为开不了车，就收拾好行李，用远足的方式在省里溜达。路过一条盘山公路，他找到一个石墩子，叫我坐上去休息一会。他抱着自己的纸笔抬头看天空，我就想起来他已经好久没写书，取而代之的是一天记一篇日记。头顶的树荫漏出来光斑，落在过往的行人身上，顺着他们的脸颊滚落下来，像汗珠。车疾行的风声，树叶稀稀拉拉的噪音。似乎世上除了我们再没别人，往来车流皆是陌客，任由岩石点亮山顶的太阳。
休息够了就接着上路，慢慢走到了山顶上，绿叶变成高悬的峭壁，在山顶上的石碑往下看，剩下平坦的不见尽头的荒地。太阳从尽头伸出脑袋看我们，布满皱纹的面靥。在山顶上，我轻轻抓住他的手，他却由着重力慢慢在我的掌心滑落。我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幻觉：他的发梢在春风里腐烂了，世上再也没有那种跳动的声音了，惊得转过头去看他，才发现他仍然好好的坐在那。
我希望我们的血液是联结在一起的，那些眼泪将成为隐形的桥梁。我和他这么说了，他悄悄把嘴放到我耳旁，问：
“你想要孩子不？……我想要了。”
我不知道，但总觉得如果这么做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开心点，就要个孩子便可。所以我靠近他的身体，和他接吻。那颗太阳在最后的光辉里枯竭，从地平线上掉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星空。在外头待了好几个月，这又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就像我们刚结婚那几年一样。时间永远在流逝，也许有的时候会忘掉艾，还有那条满是血的海滩。
七月初的弧光静静流淌，那段萤火虫的岁月，留下些许美好的意象。我们走过海滩的城市，看着新建的大桥和环海公路；某处平坦的草原上矗立几十米的风车，随着草坪的方向缓缓摆动，他顺着远处的丘陵向下看，深色的树木拥抱起幽暗的峡谷；深夜里路灯微弱的光引来昆虫，四周平房的灯全闭了，徒留寂寥的水泥墙街角。路过无名的山丘，他就带着我坐在石板椅子上。他那时候头发留的很长了，从背后看过去我们像两个姑娘坐在一起，再加上本人长得也挺小巧的，所以路过的孩子见了他就笑着喊：
“姐姐好。”
我和他笑成一团。
城市里是那么漂亮，到处都是玻璃的高楼和黄油漆的石墩子。细想一下，我们有好几年没进城，自他剁掉自己的手指开始，就住在了海边。道路两旁拥挤的人群，我以为他会害怕，主动走在他前头，他却和我说不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回：
“人越多越好，人一多，大家都看不到我们俩了——这不就相当于世上就剩下我们俩人了么？”
我以为他是在哄我，觉得他真会说话，抱着他吻起来。
直到我真的怀孕了，我们才坐着车回到家里。
我们回来的那天，海滩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本来很开心，他笑着去咬住我的耳朵，我觉得很痒，脊梁一抖就扭头和他接吻。但是途径那片黑色海滩的时候，我们俩又不敢笑了。我们清楚彼此心里在想些什么，但都祈祷着一件事：走快点吧，早点走回家里，这样我们才能接着无事发生一般，继续接吻在一起。
当回到家门前的时候，那颗受伤的老杨树还在呢。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替我们清理了门前的鞭炮，也可能是一阵风就吹走了那些纸屑。杨树矮小的身躯俯过来，树杈中间那块扭曲的树瘤，张开丑陋的双唇。我丈夫看见这棵树，闭上嘴，叫我先回屋，自己就在玄关前头坐着。
我怀孕的日子里，他特别照顾我。我躺在床上不想动弹，他就趴过来抱着我的脑袋，一遍一遍叫我的名字。他的声音很好听，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他就悄悄离开我，一个人出去散步——说是散步也不妥当，他总是去附近荒废的海村，然后扛着一块焦黑的腐烂的木板回来。趁着我还睡着，丢在水面上，坐在木板上头随海浪摇摇晃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傍晚，我发现他不在自己身边，推门出去看看，恰巧见到他坐在木板上的样子。那张茜色的脸，上头顶着一大片红云。晚霞流着油从天的这头淌到另一头，最后像化掉的银河，挂在他的肩上。它随着海浪要摇来摇去，我的心思也跟着摇来摇去。不知为何，我当时好怕他离开我，怕他随着海浪就被冲走了，所以踩着水走到他身后，搂住他的肩膀。他吓得哆嗦一下，转过头看我，问：
“你怎么出来了？”
他不忍心让我在怀孕的时候到处跑。
我怀孕的时间越来越久，心想恐怕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要有孩子了。他开始为我们准备新房间，从清晨到白天都可以听到隔壁在热闹地响。我知道他这是开心，所以自己也高兴起来，搬了一个椅子坐在家门口。他抱着大箱子走出来，里头装的全是书房的书，放在院子大门前。我问他这是要干什么，他说：
“家里没地方放这种东西了。”
我心想放在衣柜里也成啊，多好的作品，里头还有不少我想看的呢。所以拽着他的袖口说，留在家里吧。他却凭空流下泪。我猜不透他是真的在哭，还是泪腺又出问题了，所以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也不知道该不该抱他。
最后他说：“还是丢了吧，这种东西看多了不好。”
我直到第二天才反应过来，他又想到艾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怀孕多久，但是到了怀孕后几个月，才觉得做女人真是难受。一开始我只是以为肚子大了些，就像腹前挂着一小块肉，还时时和我丈夫开玩笑。到了后来，感觉肚子涨的就像个气球，胸口也和有另一个人压着一样，想呼吸都难。每次肺动一下，就扛着整个肚子一起动。最后我真的难受的不行了，晚上睡到一半给自己惊醒，发现床上全是自己的汗。走了两步就开始大喘气，喘着喘着肚子就开始疼，一疼就忍不住往我丈夫身上靠。
他看着我的模样，自己也笑不出来了，张开胳膊抱着我，凑在耳边给我讲故事。我感觉他当时真是比我还要难受，看着我受罪自己都要哭出来。他半夜哪都不去，就是陪在我身边，见到我满脸爬着汗就与我额头相贴，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说完对不起之后又要去撕扯自己的面孔，被我拦下来。我睡着的时候就趴在我耳畔哽咽起来，或者牵着我的手坐在墙角。我安慰他说，等把孩子生出来就好了。
我记得应该是九月底，温热的海风透过纱窗吹进来，潮湿涂抹在我脸上，细小的水雾有海草的腥味。那一天，他不哭了，也不打自己了，所以我很开心。
我的发丝横跨在鼻尖上，他就低下头用嘴唇拣走。我觉得这个动作真下流，伸手掐他的脸颊，他笑起来。他看了我一会，问我热么，我回说不热，可他还是搬来椅子替我扇风。我睡不着，就和他说给我讲几个故事，他却哄我：“你早点睡。”然后在我耳旁吹气。我想自己也真是好哄，就这样吹着吹着就睡着了。临睡觉前还奇怪，他竟然会拒绝我的要求。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抬头起来发现他一边流泪，一边发出古怪的呜咽。那声音真是好笑，有点像打嗝，又有点像哼歌，所以我用刚睡醒的力气掐他，笑说：“别哭了，我在你旁边呢。”他转过头看了我一下，拍拍我的头颅，我就又睡着了。
我睡到一半，头脑昏沉地醒来。不是自己醒的，只是觉得自己喘不了气了。那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因为是小县城，一点路灯都没有，外头黑灯瞎火一片。睁开眼看见黑色的脑袋悬在我上头，我一下子认出来这就是我丈夫。
我心想他这是在做什么呢？——想不明白。但是记得他的手指压在我喉咙上，越压我越喘不过气。喘不过气的时间一久，脑袋就闷，看着他的脸颊像烧红的烟头，在视野里上下晃，最后连他的脑袋都看不见了。
我觉得难受啊，就摸他的脸蛋。谁知道我一碰到他，他就睁大了惊吓的眼眸死盯着我，紧跟着呜一声惨叫起来，手松开我的脖子——那绝对是惨叫，因为我这辈子没听过更吓人的声音。往前我丈夫哭或者叫的时候，都让我觉得难受，可唯独这次让我觉得他很陌生。
我可以喘气了，头脑清醒过来。头脑一清醒，就跟着明白：他刚才是不是掐着我？潮涌静悄悄的，我坐起来紧紧抱住枕头，困惑又害怕地看着他。我想看他的脸，他惊恐地用臂弯将自己遮起来，不让我看到；刚想和他说话，他就带着那惨叫跑出我的房间。
我彻底醒了。顺他的脚步跟过去，发现他躲在自己的房间，矮小的身躯和阴暗墙角的霉融为一体。我伸手去摸他，他却用力把我推出房间，转眼就将自己的脑袋放在门框上，用门板夹起自己的脑袋。我傻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一遍一遍地夹，在月光里发出又闷又响的声音。门槛砸一下，就在他的脸上留下一道很深的印痕，鼻梁塌陷下来，向外冒出血。他恨不得将自己的头颅夹烂，让颅骨全都碎裂开，最后像一束盛开的花，让血洒在地板上。也不知道他砸了多久，最后自己先晕过去了。
我觉得他好笨，往前他用刀剁自己划自己，都知道疼，划到一半就停下来躺我身上哭。可我今天等了他好久，他根本不往我身上扑，就那么一直砸。
他的脑袋躺在门槛上，留下一滩殷红的印记。
夏天过了，马上就是秋天，紧跟着是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半年。落叶一卷一卷。他第三次躺到了病院里，跟往前不同的是，这次我和医生都觉得他活不久了。他进医院没多久，我就把孩子生下来了。说实话，那一天过得跟噩梦一样。生孩子本就疼，去病房的路上我想抓住他的手，可他也在病房里躺着。最后我怕的不行了，就拉着那些医生的衣角，求她们给我做剖腹产，她们却不答应。再往后的事情我已经不敢记住了，但是在医院里躺了一整个秋天。醒来过后在床上，心里一团乱麻。终于等到身体可以到处走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隔壁楼。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他。前面好几天，他没醒来，我一进病房门就可以见到悬挂在铁架子上的塑料袋子——折射着窗外的阳光，水纹的玛瑙，散发珍珠的光晕。医院的下方有一条巷子，里头架着一排铁锅和炉灶，用来给病人和家属做饭用。我得每天都买上两人份的菜，然后穿过潮水的人群，挤进去做饭。生怕他万一哪天醒来了，我恰好没带东西，他就吃不上饭。
那些日子我看着远方的高楼，听着风的吊唁——总觉得这一定是此生最难熬的时刻了。于是忘记了是几月的几号，我推开门。
我见到他坐在床上。
我站在门槛上看着他好久，最后拉着房中间的窗帘，慢慢走过去。我想抱住他，可是又怕他疼，就只敢坐在床沿上拉住他的手。
他转过来看我一眼，也只是在那看着，就不说话。我心慌起来，怕他是说不出来话了，就抱着他的肩膀轻轻晃了晃。不晃还好，一晃他就疼的发出一阵嘶哑的哀嚎。我又后悔又难受，心想这下好了——他恐怕是真的说不出话了。
铁架子也好，湖蓝色的杯子也好，洁白的窗户也好，他们都叫我感觉如此陌生。他的脑袋当时全都绑上绷带了，只露出来一张嘴和一只眼睛。我伸出手触摸他的脸庞，那些纱布粗糙的触感不似从前。摸到一半，就感觉自己将要哭出来的样子，于是真的趴在他身上开始哭了。
我想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我头一次趴在他身上哭。
我哭得很小声，不希望他听见。外头脱落到半光的树干，一簇摇曳的火焰。可是没过多久感觉到一只手放在我的脑袋上，轻轻地说：
“求你了，别哭了。”
我才知道他其实还能说话，带着眼泪去抓他的手。数不清楚我们究竟这样牵着多久，可能几分钟，但也可能好几个小时。他好几次小心翼翼把手从我掌中抽出来，我以为他是不想见我，又哭起来。他见到我的样子，就不把手往外抽了。外头夜幕降临，周围全都浇上一层墨色的幻影。看着那些冷静的边框，我好容易觉得自己不难受了，坐在他身后，叫他靠着我。
他自觉将身体倾过来，一边动一边呻吟，把体重全都压上来。我也不觉得沉，只觉得安心。片刻之后，他转过头说：
“你打我吧。”
我说：“我打你干嘛？”
他眨眨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了，我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他指的是什么。他将脑袋放在我胸前蹭，开始一次次道歉，就像在我怀孕的那些日子里做的一样。
我笑着说：“你道歉做什么？我又不生你的气。”
他张开嘴，留下眼泪。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点表情都没有。就这样干巴巴流了一段时间，渐渐从喉咙里发出声音，最后变成一段细雨似的啜泣。我不敢再乱动他的身子，就只好尽可能把他的头埋的更深。等到眼泪哭干了，他又问：
“我们有孩子了？”
我说是的，睡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