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36区-180层，我用真容走在回家的路上。真容，我特意强调这个，因为在推进我的那些兴趣爱好时，我都会用一些手段掩盖我的原貌。三米开外，院门自动为我敞开，我又往前几步，大门敞开，我迈入房间。在进入房间之前，我“觉察”到了一丝危险，其程度大致相当于被一把压满子弹的制式手枪顶住头。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一个黑洞似的枪口顶住了我的太阳穴。“商平先生？”用变声器伪装过的声音响起，“有人想见你。”“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你不需要知道。”那人说。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提问，一个非凡者，绕开了我这栋别墅里仅针对普通人的安保措施——出于隐蔽性考虑，这栋房子里最出色的安保措施是我本人。“那我们走吧。”我看向这人。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惊讶，并在几秒内转变为了惊恐——他发现自己没法扣下扳机了。“请带路吧。”我说。……“所以，你们并不关心我是谁？”我跨过地上的人体，“只是有人让你们把我绑过来打一顿，你们就照做了？”“我们没法不照做，”瘫坐着的头目说，“他是'上头'的…”“上头？”我打断，“哪个上头，你能认出来吗？”“我…”这个高壮的汉子正在犹豫。我知道了，他可能是明白的，但是他作为被刻意放过的老鼠，不应该、也不能明白…他大概是不会痛快地告诉我一些有效信息。没关系。我用食指和中指点上他的额头，他眼中的犹豫甚至来不及切换。我自有办法知道“上头”是谁。……我是一名黑帮头目，我自认为在黑社会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到了中段。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刚开始起步的小混混，在亲自打砸抢、收保护费、给在校学生撑腰（或者他们本人就是在校学生），随便哪个晶哥（或者身强力壮的老师）看他们不顺眼了，他们就得乖乖蹲看守所。而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或即将）走到尽头的人，他们在体制外帮助联合政府排忧解难，在体制内享受联合政府的帮助，最后在暴雷或站队错误的时候被抛弃，然后就是灭口。假如联合政府是一条大壁虎，那些黑帮大佬就是壁虎的尾巴。综上，我认为我所谓“走到了中段”并非虚言，我掌握着自己的帮派，与“上头”达成了极不平等但勉强算和谐的共生关系。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职高肄业，混成现在这样，我很知足，我现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前天，秘书来了，我和秘书一共也没有见过几面，我和他见面经常是在各种娱乐场所的包间内，他负责微笑着通知某人的生死、某个帮派的覆灭、某项郑策的实施力度，我负责敬酒、买单和服从。他要我恐吓一个人，一个律师。一个律师？恐吓一个律师有什么用？我法律意识淡薄，因为我的成功经验使我确信无疑，想搞定一个案件，最有性价比的方式，是搞定司法和执法机关里的恰当（不一定要重大）节点，而不是什么律师。正当我思考的时候，秘书告诉我，他已经帮我们物色好了恐吓的人选：一个外地的、拥有未记录非凡能力的、经验丰富的杀手。并且，必须由我们去出面联系，杀手只会与我们有雇佣关系。我感觉事情不太简单，在让手下去联系杀手之余，我开始与副手一同查找那个律师的信息。首先，他不是超能力者，很好。其次，从网上公布文书粗略一看，这个年轻律师的主要方向是商业纠纷和经济犯罪，且基本没有败诉的记录（副手认为以这名律师的年纪，做到这些，很奇怪）。最后，打开细看有关该律师的裁判文书，我们发现，比起律师，这个人更像是一个侦探和调解人。在他接手案件后，他那一方总能找到更多有利证据被法庭采信，如果案件陷入了僵局，那么在记录中，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例如：根据各种装饰性原则，将案件由外地审判法庭转入本地的法庭；在两方都有法律依据时，作出偏袒他那一方审理结果；还有毫无征兆的两方和解。我立刻决定查一查这律师是什么家庭出身，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父母确实是两位在法学界小有名气的学者，也曾在体制内工作，属于典型的技术型官僚，他们的最高职位大致是二级副职公务员——这点关系…远远不够支撑他做到那些战绩。我转念一想，觉得这其实也不奇怪，试想，假如他父母的职位在高个一整级，秘书还会让我动手吗？他去跟那对夫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就解决了吗？我联系上了杀手。……“秘书？”李曌问。“嗯哼，”我与她并肩走在一栋废弃建筑内，“说不定就是第36区行政长官的秘书？”她低着头，向前走着。我说：“继续吗？会死吧。”她抬起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数据线：“路边小店买的，凑合着用。”她把一头接在自己后颈，向我招手，我走上前。她把另一头接入我的后颈，这是当前时代最落后、最麻烦、也最保密的信息交流形式。“这是一个五阶咒杀术式的调用权限，”李曌通过数据线告诉我，“一旦接受，就是反人类罪。”“被抓住才是反人类罪。”我说。“我做过后手，如果我被逮捕或杀死，脑中的芯片会物理销毁，一切证据都会抹消，”她盯着我的眼睛，“我不知道这些准备能否起效。”“不会起效，”我摇头，“他们已经找上我了，绝不会轻易松口的。”李曌反而皱起了眉头：“你是说你已经做好准备，受尽折磨而死了吗？”“我从来不会做这种准备。”我乐了。“我只是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