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前的最后几天，在搭乘魏刚坐的飞机到达英国后，戴高乐得以被引荐给了丘吉尔。

　　戴高乐用慷慨激昂的演讲表明了坚持和德国作战的决心：“法国的政府没有权力背叛她的人民，现在法国政府即将投降，我将代表法国人民继续战斗。”

　　结合魏刚对戴高乐的高度评价，丘吉尔终于决定让戴高乐建立“自由法国组织”，继续战斗。

　　那么在戴高乐和魏刚分别以后，当魏刚接到命令签署投降仪式，剿灭巴黎公社，前往维希的两个月里，戴高乐在做什么呢？

　　他在伦敦的BBC电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告法国人民书》，呼吁人民奋起斗争，拯救法国。

　　然后呢？

　　没有了。

　　戴高乐的境遇十分尴尬，虽然他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但是丘吉尔并没有放弃魏刚的军部和贝当的文官，还在和维希的法国政府联系。英国原本计划打击维希法国的舰队，然后挑动法国殖民地独立。但是魏刚在战败前回绝了英国把舰队调往殖民地的要求，现在英国根本不敢冒险偷袭在土伦港内的法国舰队。

　　在这个伦敦和维希藕断丝连的政治游戏里，戴高乐根本没有什么位置。

　　魏刚将军的宽松政策在军管区放跑了大批反德人士，即使戴高乐被维希法国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儿女也得以跑到英国。但这并不是完全的好事，马赛号上的逃离的法国政府议员、大商人和官员也来到了伦敦，开始对只是小小准将的戴高乐指手画脚。

　　更尴尬的是，从叙利亚到摩洛哥，从马达加斯加到越南，戴高乐没能找到一个支持他的殖民地。他和逃到英国的昔日显贵们唯一能管理的地方，就是在美洲的法属加勒比和法属圭亚那——这两块地方只有巴掌大，人口也不多，基本没有价值。

　　戴高乐不是没有试图找寻殖民地总督的支持，法属印支的总督路易斯-邦文就支持他。但是这个可怜虫被赶下了职位，并且被贝当判处了死刑，只好跑到英属马来西亚。

　　类似的事情在非洲也有发生。戴高乐派遣他的手下勒克莱尔带着三十多人，划着小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到达喀麦隆的海岸。在戴高乐的各种许诺下，喀麦隆、法属刚果和乍得在三天的时间里先后投奔自由法国。

　　然而在戴高乐所属部队凯旋高歌的前进时，他们在达喀尔受到了挫折。当自由法国的支持者架船驶向岸边，准备劝降那里的殖民地政府时，对方居然用机枪扫射自由法国的汽艇。自由法国只能落荒而逃。

　　他们在非洲海岸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维希法国的注意，海军将领达尔朗派出了一支巡洋舰队，到达非洲。他们摧毁了几艘戴高乐的舰船，刚刚投降戴高乐的殖民地又导向了维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