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绿蒂继续写道：“现实的个人”的人性本质是通过人的存在形式来表现。科学认识“现实的个人”，个人首先需要与自然界联系，通过生产实践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在此过程中，个人会发展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性关系，决定着个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这些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创造出物质精神产品的同时，也为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当然是物质。“现实的个人”通过社会生产实践不仅意识到自然的存在，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人的生活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现实的个人”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本质上体现了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 更是一种社会存在，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从自然属性看，人所具有的机能和本能与动物并无二致，但人还有社会属性，吃喝玩乐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夏绿蒂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怎样区别官能的文学与艺术的文学？这些文学在内容上可能极度近，都会激起老顽固们的伤风败俗的唾骂。区分的方法就是，这些文学的目标是什么？假如只是为了官能上的刺激，渲染感官的信息，那么这些文学应当被分在官能之类。但如果官能上的渲染是为了歌颂爱情，赞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那么毫无疑问应当被分在艺术的文学中。人和动物的区别也在于此。人具有意识，可以进行有目的性的实践。伟大的人性不会沉沦于感官的色孽，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马尔克斯租居在瓦诺街38号，这是左岸市圣杰曼区的一个安静的街区，是许多其他德国移民聚居区。夏绿蒂最终落脚到了39号，和马尔克斯作为邻居。在目睹了一系列上流人士的经济观念下作用的行为后，她对这对没有经验的准父母加以了教育。这使得马尔克斯的经济状况大为缓解，但夏绿蒂仍然保持对自己未来成为历史书上著名资助人的命运的担忧。
到达巴黎后，巴黎工人的生活状况对马尔克斯产生了的巨大冲击。夏绿蒂倒是十分平淡地接受了一切。这不过是黑白的照片和文字的记录被染上了色彩和声音，古早的工业革命的空气夹杂着血腥的味道。
巴黎有约十万的德国工人移民。有些人到这里来提高各种不同行业的技艺；有些人来到这里仅仅因为他们在德国找不到工作。于是人们开始抱团取暖，而当共产主义的手工艺者组成协会时，教育和宣传都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联合的行动创造了结社的需要，于是当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这种实际发展的最惊人的结果。“人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一种现实，人的尊严从他们劳累的身躯上向我们投射出来”。马尔克斯参加了法国大多数工人协会的会议，当然还是比较接近德国人的，尤其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德国人的秘密社会组织中最为激进的一个，主要由移民来的手工业者组成，目标是把“社会共和政体”引进德国。马尔克斯和夏绿蒂与它的两个领导人关系密切：一个是医生艾韦贝克；另一个是毛勒，他曾是卢格昙花一现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成员。对马尔克斯来说，他保持着旁观的哲学思考，对夏绿蒂来说，她仍然在余波的幻梦中沉浮，等待着惊醒，他们并没有参加组织。
但在接触了法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后，夏绿蒂明显感到马尔克斯倾向的转变，其他德国共产主义者例如魏特林、赫斯也是这样。马尔克斯现在不是为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编辑报刊，而是站在目前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心脏。他与G毛勒居住在同一栋房里。毛勒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从1843年10月起，马尔克斯就开始浸润在社会主义的氛围中，他迅速地倒向了无产阶级。
马尔克斯承认他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在德国才刚刚出现，14岁以上的工厂工人在男性总人口中不足4%。它的特征并不是天生的贫穷，这种贫穷是人为制造的，尤其是中产阶级解体造成的。无产阶级将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带来旧社会秩序的解体，并且它本身就体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哲学最终正是在这个阶级中实现它自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一革命的信号将从法国传来：“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德法年鉴》迎来了它的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普鲁士进行了新闻报道的管制，并大力禁止妨碍治安的出版物输入，这些杂志在边境被截获。普鲁士明确禁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德法年鉴》中的几篇文章都明显地带有社会主义的味道。当局的反应是迅速的：杂志在普鲁士被禁，同时数百本杂志在边境被查封。当局下发了对马克思、海涅、卢格、夏绿蒂的逮捕令（虽然燕妮的哥哥来信说服个软就可以撤销逮捕），马尔克斯和夏绿蒂第一次成为了政治避难者。《德法年鉴》在法国也问津者寥寥，因为编辑们没有找到法国的撰稿人，于是法国媒体只是有限地注意了一下夏绿蒂。
同时，卢格在杂志就要出版的前几周生病了，马尔克斯掌握了编辑大权。卢格沮丧地看到《德法年鉴》给人的整体印象与他自己模糊的人道主义的前言天差地别。此外还存在一些财务纠纷：卢格提前付给了赫斯稿酬，而赫斯后来并没有成文，卢格立刻把钱要回——这使得拮据的赫斯很恼火，同时他还得知卢格刚通过在铁路股份上买卖赚了一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