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陶一平，1967年出生在沈阳，21岁那年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做了私家侦探。2002年秋，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个我在北海道的老朋友魏兴农。回忆起来上一次见到这个北海道农民已经是十年前。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是个三十岁的单身汉，一晃快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他娶了位叫阿白的柬埔寨老婆，阿白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我在拘留所里见到阿白的时候，她一脸木讷。
我问她会不会说日语，她表示只能说一点点，我又问她会不会说中国话，她表示可以。
阿白在柬埔寨有九个兄弟姐妹，全都在金边务农。1997年的时候柬埔寨遭遇旱灾，阿白家里损失惨重，她爸爸和很多其他的村民一样不得不向村长借钱度过难关。眼看借的钱利滚利滚得越来越多，一辈子都要还不起，这时村长的老婆找到阿白的爸爸说她有一条能赚钱的路子。
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太婆是干什么的——她把自己的女儿卖到日本去给人做老婆，“我女儿每年都会寄美金给我。”村长家新盖的房子，买的电器和车，村长放贷的闲钱在这个老太婆嘴里都成了她女儿嫁去日本的功劳。于是阿白的爸爸就这么被说动了心，两个月后，阿白和她的三妹阿莲一道拿到了去日本的旅游签证，踏上了背井离乡远嫁日本的道路。
我问她:“他们给了你爸爸多少钱？”
“两个人一千美元。”
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在颠簸了八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函馆机场。下飞机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领队带着一起去上厕所，还有喝水，“因为是很便宜的机票，所以飞机上水和食物都要另外花钱，领队叫我们忍到机场再说，他说日本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函馆的繁华给阿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让之前最远只去过镇上的她觉得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但是现实很快就打破了她这只有一瞬间的幸福感。
大巴把他们从机场接走，随着柏油马路的延伸繁华的城市逐渐被甩在车后面，窗外变作乡镇，乡镇又不见了，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农田，最后连农田都不见了，“能看到的只有陌生的山和荒原。”
阿白就在这样的惶恐和一路的自我安慰中沉沉睡去，至少北海道的路被修得很平整，车也开得很稳，比金边好太多了。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黄昏，车停在一间旅馆前，十四个人要了三个小房间，女孩子们被要求去洗澡，洗完澡换衣服准备和她们未来的丈夫见面。衣服都是领队带来的，很新，面料很硬，领队说这些都是日本男人会喜欢的种类，阿白拿了件水手服，这是她唯一在画册上见到过的日本年轻女孩会穿的衣服，当然了，相比别的衣服，这一身也没有那么的暴露。可惜衣服有些大，阿白的皮肤也比较黑，她说自己穿起来并不好看。
然后男人们被带了过来，都是些年龄偏大的农民——那股土里刨食的味道她再熟悉不过。被选中的女孩子会被带出去和她的未来老公一起吃饭，领队说这叫互相熟悉，当然，这也是这群女孩子在这一天里吃到的第一餐。
妹妹阿莲被第三个进来的男人带走了，阿白说她看得出来妹妹离开时非常忐忑，可走出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犹豫，也没有看自己一眼。
我问她后来有没有再联系过阿莲。
她摇摇头。
最后房间里剩下六个女孩，没有选到老婆的日本老男人们对她们并不满意，他们退出了这次“相亲活动”。领队又看了下时间，和日本掮客商量后决定今天不再休息，而是直接去下一个村子。大巴在黑黢黢的乡道上开了一个小时，这间村看起来比上一间又要破旧得多。到了村子里，还是一样的流程，最终其他五个女孩子都被挑选走，三十二岁的阿白成了最后一个人。
最终，一个从头到尾一声不吭的男人把阿白带走了，等阿白吃上热乎乎的酱油拉面时已经是后半夜。
“魏兴农从头到尾都没说一句话？”
“嗯。”
“趴在你身上的时候也连个屁也不放？”我不怀好意地问。
“嗯，我还以为他是个哑巴。”
这也是为什么到好几个月以后阿白才知道自己嫁来的这间小村里住的全是在日华人，唯一一个日本人就是村派出所里的警察，可他也是说中国话的。所以在跨越千山万水之后跑来日本之后，阿白却开始学习中文，真是够魔幻的了。
一年后，阿白给魏兴农生了个儿子。有一说一，老魏是个好人，我从中国跑到日本，又干上了侦探这一行，算是有些阅历，老魏真是个老实到不能再老实的那类农民了。
“魏兴农待你好吗？”
“他待我很好。”
“那你为什么会想逃走？”老魏那个人，我相信他既不会像他的日本同行那样对老婆颐指气使拳打脚踢，也不会对她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毕竟他那个年纪就算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
她说:“那天早上，我煮了饭，把纳豆从保鲜盒里拿出来，那臭乎乎的玩意就像臭鸡蛋，我一下子就哭了出来。”然后她就真的哭了。
“我想回家。”她说。
单从个人立场来说，我是很同情她的。
当然，这个时候我不能在她面前表现出这一点来，我的立场应该是在老魏这一边，我必须捍卫老魏的权力，即便我知道这个权力来的并不光彩——我板着面孔:“你知道老魏为了和你结婚花了多少钱吗？”我尽量避免在警察面前用负面的词。
“我知道，大概六十万日币。”她低下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得出她正在强忍住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你要是就这样一句话不说地逃回柬埔寨，你的家里，你那个柬埔寨的家里，得付多少罚款吗？”当然如果老魏决定追究的话，他们将会被要求赔更多的钱，多到他们几辈子都负担不起的那种。
“我知道。”她把头垂得更低了，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掉出来，滴在桌面上。
阿白的话让我心中有些动容。
我叹了口气，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阿白说老魏给她买了一台手机，她想给老家打电话，可在离开柬埔寨的时候她只知道村长家里是有电话的，她当然是不能去找村长或者找村长老婆；她又不敢和村里的其它外籍妻子商量；她曾试图联系柬埔寨驻日本大使馆，结果也是石沉大海。
就在上个月，一个自称是专门报道偷渡客和外籍妻子事件的自由记者来到村里在日华人购买外籍妻子的现象。阿白私下联系上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想回柬埔寨的意愿，那记者非常爽快地拍着胸脯保证说一定会帮助她。一周后，阿白接果然到了记者的电话，他声称自己在回到东京后就一直在几个人权组织之间奔走，又向柬埔寨驻日本大使馆施压，事情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让阿白要心存希望，让她不要放弃，她很高兴。又过了一周，记者第二次打来电话通知阿白，说现在各个环节已经打通，大使馆那边同意帮助阿白回国，只要阿白能够凑到最基本的机票钱。
“你有存款吗？”从函馆到金边的机票最便宜也要十几万日元的样子。
阿白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她承认自己克扣了老魏给她的家用钱，存下来一些。
在确认她有足够的钱之后，记者表示他会亲自来带她出关。
和记者约定好时间，阿白就开始了自己的回国计划:她先鼓动另外几个外籍妻子一道去函馆泡温泉，这是北海道农家为数不多的消遣事情之一。在她劝说了几次之后那一群女人也变得兴致勃勃起来，这时阿白向老魏提出自己的出游计划，听说是和其他外籍妻子一道，老魏就同意了。
老魏问她要不要自己开车送她们去，阿白以田里一天也脱不开人为由拒绝了他。第一步已经成功的阿白又说要带着儿子一起去，这时魏兴农恐怕也有了点戒心不同意她把孩子也带上，阿白没有坚持。
阿白是在到达函馆之后的第二天离开的。那个记者果然如约在等她，和他一道的还有个自称是国际人权组织调查员的中年外国男人。到机场的一路上记者都在用便携式摄像机不断拍摄，记录他和阿白的对话，那个所谓的人权组织工作人员反倒是一句话都没说。果不其然，那个男人不过是个制作伪造身份证件的骗子，当伪造的证件被查出来，警察出现在阿白面前的时候，那个记者立刻声明自己只是来负责拍摄工作的，他什么都不知道。在她没什么起伏的叙述中，我却明显感觉到正是在这一刹那，这个国家给阿白留下的唯一一点好印象也随之破灭了。
阿白开始拒绝交流，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在日本的住所。警察好不容易撬开她的嘴，阿白要求警方帮助联系柬埔寨驻日本大使馆，可是大使馆方面并不承认阿白的柬埔寨公民身份，因为那个本应该住在金边郊外的阿白现在在理论上依旧住在自己家里——之前那本护照和旅游签证当然也是假的。
阿白被丢进了拘留所，不知该如何处置她的日本警察到今天为止已经关了她七天。在这一周里，她经历了从恐惧到绝望，从绝望到麻木的过程，她说她不知道将要被关多久，也许就要这样一直被关下去。有时候她会担心最终变成这样，有时候她又会祈祷希望就变成这样。
老魏就是在这个时候联系我的，我和他认识在十年前，那时候我还算年轻，老魏好像就已经是现在这副模样了。他在电话里木生生地问我能不能来函馆，能不能帮他把老婆从拘留所里捞出来。
我以老魏代理律师的名义来到函馆警察局，我要求见阿白，阿白看到我似乎并不吃惊，听到老魏正在替她想办法似乎也没有感到意外。她问我孩子好不好，老魏好不好，家里好不好，我说都好，其实好不好我也不清楚。
日本的公务员还是很善于变通的。当我问清原委之后，就向警察出示了先准备好的“材料”，又和他们讲了一通“道理”，要求立刻保释阿白。很快手续办结，阿白被释放了出来，走出拘留所的时候她一脸失魂落魄，然后我们看到了正在外面等着的老魏。我本以为她会哭着抱住他，但是她没有。这让我忽然领悟到，是啊，她怎么会去抱住他呢，她是被他买回来的，是被人卖到这个国家的——无论老魏是怎样一个老实人一个好人，都无法抵消这一事实。
老魏问她要不要回家，还是在函馆呆几天继续去泡温泉，休息一下，压压惊。阿白摇头不答，反问孩子现在怎么样了，老魏说孩子有人照顾。阿白就闷头朝老魏的卡车那边走过去。老魏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我示意他不必管我，他就跟过去了。
我站在原地，风却把他们的话送过来:老魏说，我问过县议员，如果你愿意留在日本，我可以带你去办理入籍，你的条件都是符合的，我一直有在帮你。。。。。。
我没有听到他们后面的对话，他们走远了，钻进卡车里，老魏远远地向我挥挥手，我也向他挥手以示告别。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回东京的路上我一直忍不住地想知道阿白最后会不会同意留下，然而那是老魏和阿白的家事，我已经不能再多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