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王到君主
一场革命引发另一场革命。16世纪的宗教革命摧毁了统一的基督教，其后果有好有坏。最糟糕的后果——教派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加速了17世纪君主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的双重思想是“君主-和-国家”，双重目标是稳定与和平。各教派已经公然反抗或完全摧毁了各处的权威，亟须找到某种方法通过建立新忠诚和一个新象征来恢复秩序。
这个象征是君主，不是国王。国王在西欧已经存在了1000年，但无论他们如何雄心勃勃，他们仍然只能是“平等人中的第一个”，而非“绝无仅有”的角色。与国王平起平坐的大贵族不停地反抗或侵犯国王的权威，甚至挑起战火以图篡位，或在自己的大片领地上像国王一样耀武扬威。每个贵族在他自己的郡或公国中都是合法的力量。结果疆界总是变来变去。那时法国是什么？勃艮第、意大利、奥地利、萨瓦这些地方是什么？无论作为部分还是整体，它们都只是任凭争权夺利的统治者摆布的地盘；那些统治者不仅在附近攻城略地，还发兵远征。法国和西班牙就曾在意大利作战以图吞并它的部分土地，正如几世纪以来英国人在法国所做的一样。即使在英国人离开法国后，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在国王加冕仪式中还宣称法国是英国国王疆域的一部分，盾徽上还有法国的百合花。每个国家都有强大的贵族不断谋求外国国王的帮助以求推翻自己的国王并取而代之。有着连绵不断的稳定国土和日益趋同的人民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理论上尚不清晰，更遑论实践了。
民族寓意着民族国家，权威的唯一来源，正像君主和国王相比意味着唯一的无可争辩的统治者。这双重的发展——国王变成君主，疆土变成国家——就是革命的标志，正吻合前文所作的定义：以一种思想的名义通过暴力造成权力和财产的易手。
国王和国家的意义的变化并不是在全欧洲同时发生的。地方的习俗、发生战争的可能和国王的个性使得这一变化的速度和阶段因地而异，造成这场革命长达200年之久。如果“一场革命”持续如此之久看来有些奇怪的话，请记住革命是个过程，不是一个事件。想想法国大革命，我们通常把它缩略到1789～1794年这段时间内，但那时发生的事无论是言辞还是行动都早有前奏，而激励暴乱的思想——人的权利、平等、选举权，还有“废除国王”——却花了100年的时间才终于被接受，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西方国家。至于民族国家，直到现在它对世界上有些地方的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他们为建立国家所进行的斗争是君主和国家这革命思想的遥远的回声，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因为现在国王已寥寥无几，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在它首先得到实现的国家也正在解体。
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漫长而复杂，无须花时间研究，几个事实就可以勾勒出它的轮廓。在15世纪的西班牙，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王国通过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联姻合为一体，后来又征服了格拉纳达，驱逐或同化了摩尔人和犹太人，因而更为强大。地方大会逐渐屈服于中央权力，这正是君主制的特征。16世纪葡萄牙被纳入西班牙统治之下，但半个世纪后又分离出去，结果伊比利亚半岛上形成了两个国家。
同在15世纪晚期，英国的玫瑰战争（大贵族的联盟）也是通过联姻和一方的胜利而告终。都铎王朝的前两任国王实行的几乎是君主式的统治。到亨利八世时发生了一场叛乱。到伊丽莎白时期，内乱重起，削弱了专制统治。查理一世试图恢复专制，但他的这一企图在英国内战中土崩瓦解。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实并不是革命，只是一场光荣的妥协），英国的君主制才站稳脚跟。18世纪间两次企图推翻它的努力均未成功，这表明了它的力量。需要顺便提一下，1066年以后，英格兰从未有过自己的世袭国王：征服者威廉一世是诺曼底人，金雀花王朝是从法国来的，都铎王室是威尔士人，斯图亚特王室是苏格兰人，汉诺威王室是德意志人。王位的不断易手无疑帮助议会保留了它的权力，在一个连贯的君主制下，这些权力很可能会被取消。
在瑞典，瓦萨家族很早就建立了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统治。尽管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三十年战争”中去世，奇女子克里斯蒂娜逊位，但这一统治并未动摇。16世纪晚期的波兰有民族国家的精神，似乎也有一个单一的统治者，但可惜他是选举出来的君王，而且受到的制约特别大，因为选举他的贵族对立法机构颁布的法令有否决权。结果造成制度上的无政府和互相矛盾。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全面条约所创立的两个“半国家”——241荷兰和瑞士——没有君主制，它们的治理制度采用的是它们属下各郡制度的合成。被称为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两个地区幅员辽阔，没有固定的边界。它们被各自的历史所牵累，不能获取革命的裨益。以后的200年内，它们仍然四分五裂，既自受分裂之苦，又因虚弱致敌而贻害他人。
绝对君主
听到绝对君主这个词，就容易想到法国，特别是路易十四。这种联想有理也有误。确实，要了解君主-和-国家这种制度的具体细节，就得到17世纪的法国去找；远在路易十四之前，它就具备了完整的细节。自15世纪起，法国的国王和大臣就努力控制贵族，确定疆界，并精心理财以保持独立。末一条尤其重要。国王一旦掌握了打仗的独断权就成为君主，而打仗需要有钱维持正规军。金钱还带来对司法、赋税和造币的垄断——这一切都由一支负责执行规定的公务员队伍保证落实。这些不可缺少的事务进行的先决条件是来自中央的指导。君主制就意味着中央集权。没有它，一个称为国家的界线分明的地区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君主的代理人取代地方当局，治理的方法尽可能一致。官僚机构因此诞生或至少大为扩张。
在法国筹划建立起这套制度是是黎塞留大主教，他曾任路易十三的大臣达25年之久。他和那些阴谋策划，一心要阻挠他的贵族和教士针锋相对。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生动地描绘了黎塞留的心腹和间谍以及他们招致的仇恨。在黎塞留的掌管下，国家得到了巩固，外国势力无法靠近，持异见的胡格诺教徒被圈在特定的城镇中，无须先例即可把人扣上破坏法律罪而处决，以杀一儆百，因此贵族也畏惧噤声。
屡禁不止的决斗
还有一条需要采取的奇特措施涉及一个古老的文化习俗，即决斗。早在前朝时它就遭到禁止，因为每年造成的伤亡之多引起了苏利公爵的忧心。一个想建立君主制的国王似乎应为有决斗高兴才是，让那些把决斗当运动的冒失鬼和自大狂互相结果了也罢。但是这类人可能只占决斗的人的一半，另一半是安分守己的正经人为了荣誉而被迫决斗。这些人或死或伤都是国家的损失。以黎塞留的严酷也未能杜绝这个习俗以及它的成因。
这里关系到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君主许诺实现法治和秩序，那么一切打斗都必须禁止，一切争端都必须在法庭解决。但是决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法庭无法处理的事情——侮辱、对自尊的冒犯或对家中女眷或长者的冒犯。地位高的人自尊心也特别强，其荣誉遭受伤害的方式难以计数，忍辱是懦弱和自尊心不强的表现。另外，决斗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因此比两个家族之间世代为敌，互相杀戮的血仇（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家）更为合理。决斗不仅立即解决问题，而且雪耻不是通过鬼鬼祟祟的伏击，而是在副手们的监督下按规则进行的。
尽管有这些好处，决斗在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够合理，虽然有的情况——比如无法惩罚的残忍或不公正——会使人们渴望一搏以争回公道。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开明的世纪，某种形式的血仇又回来了。这次所涉及的不是家族，而是地方团伙或帮派。学校学生热衷于此，还有罪犯、黑手党，再加上北爱尔兰、黎巴嫩、科西嘉和众所周知的其他地方的居民。
这种冤冤相报的争斗说明了君主试图压制的这股力量的顽强。镇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诉诸佩剑和手枪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史中起着作用。死于它的有年轻的数学天才伽罗瓦，俄国最好的诗人普希金，当时卓越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现代法国，从19世纪20年代的政治理论家阿尔芒·卡雷尔到一个世纪后的政府首脑克列孟梭，众多的政治家和作家都由于它而使生命遭遇危险。在美国西部，它由于经常发生而得以延续，后来倒使电影业受益无穷。
资产阶级的兴起
自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风行以来，资产阶级这个词的用途五花八门，需要花一点儿时间以正视听。各种书中看到的最乏味的套语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最常见的情形中，这个词用来指19世纪出现的由制造商组成的阶级。它还用来解释英国的各个改良运动和外国的革命，警察组织的改善和小说的流行也归因于它。新兴资产阶级就像饭后甜点一样，什么问题都要把它带上一笔。卡尔·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一个阶段的主人，好像贵族和农民已不再发挥任何影响力。在他之后，小说家和批评家把资产阶级当作贬义词，用来表示沉闷乏味的道学和庸俗的品位。
首先，时间就弄错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不是在19世纪，而是在12世纪。当时，欧洲的城镇历经艰辛终于开始复苏，道路改善了，城镇间贸易又繁荣起来。到近代开始之时，贸易已发展到欧洲各国之间，很快又扩展到了全球。从事贸易的人们居住在Burg（城镇）里，故此得名Bourgeois（资产阶级）；他们是城镇居民，或是北美早期议会中的下议院议员。他们富裕有钱，早在14世纪就借贷给国王并且开始取代僧侣而成为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能读会写，特别是会算。到路易十四的时代，他们已经是高官显要，许多人被授予爵位以资嘉奖。所以资产阶级在200年后的维多利亚时期不是什么新兴阶级。它早已完全崛起了。
另一个谬误是把资产阶级，或任何阶级，看作一个整体，在历史中同浮同沉。如果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是由中世纪以来的城镇居民所构成的话，很清楚，他们的境况历来是千差万别的：有人是城里主事的富豪权贵，而有人只是普通商人，还有律师、建筑商、艺术家和作家，另外还有店主、制鞋商和制帽商，还有靠人施舍度日的破落户。这各类人的境遇也经常改变。早在路易十四之前，许多法国资产阶级就已通过购买土地或官职为自己谋得了爵位。这样的人多是律师和法官，他们被称为法律界的贵族。在英国，一个商人的女儿嫁入贵族之家，生育的子女就都是贵族，至此，他们的资产阶级祖辈算是向上爬到头了。
如果为国效劳功绩显赫，也可封爵。马尔孛罗公爵以前只是一介平民。约翰·丘吉尔，他的后代温斯顿·丘吉尔被授予爵士品位已很满意。总的来说，欧洲贵族家族的头衔上溯不超过15世纪，而且有很多在某个时候是假的。他们的出身原来也是农民或资产阶级，因为此外再没有别类的人。另外，在资产阶级内部，正如在贵族内部一样，存在着由财富或职业、才能、举止或纯习惯所决定的等级。因此，煞有介事地提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好像它们各为整体，那完全是空谈。在每一个特定情况中都必须讲明指的是哪种资产阶级，具体说明其在财富、教育或职业方面的特征。君主从这个庞杂的群体中甄选人才时，挑中的显然是合乎标准的、教育教养均属良好的人。
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看到的主题是解放。国王终于摆脱了那些阴谋篡位的不安分的竞争对手，能干的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对从前压迫他们的人发号施令，从前的压迫者视此为奇耻大辱，即使本身实际并未受过资产阶级管制。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圣西门公爵对这尊卑颠倒的状况深恶痛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卑下的资产阶级的世纪。”
如一切革命一样，君主制革命看上去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但它的起源和效果有同样重要的文化因素。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普通的心态都受到了影响。比如，高贵（noble）这个词原来只是用来形容人（是可以知道，值得知道的意思），后来转而意指一种甚至可用来界定某些词语的抽象品质。另外，革命提出的国家的概念扩大了个人对自己出生地的忠诚的范围。对16世纪那不勒斯的一个乞丐来说，意大利人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他是那不勒斯人，甚至只是他感到更亲切的邻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公民意义的扩大使服从感减少了具体性，增加了抽象性，不再属于地方的诸侯，而是属于远方的国王，最终属于抽象的国家。抽象是寓于君主制的另一个主题。
国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睦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它造成了骑士理想和商人对物质的东西一丝不苟的作风的结合，使之成为300年来文明行为的守则。遵照这一守则，贵族和平民的人格都有所改善，前者关怀体贴而不是傲慢无礼，后者自尊自爱而不是卑躬屈膝。这一守则持续到大约20世纪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