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自战国前期成书问世，因秦始皇下令“焚书”几近湮灭不传。到西汉初年废焚书令，朝廷明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号召百姓献书。鲁人和齐人因各有师资传习《论语》，形成不同的“师法”。鲁人授〈鲁论〉20篇；齐人授〈齐论〉22篇，多“问王”、“知道”二篇；另有鲁共王毁坏孔子之宅发现〈古论〉21篇，从尧曰篇“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分立出“从政”篇。

　　西汉末，汉成帝帝师张禹先后学鲁、齐论语，合二学为一，篇题以〈鲁论〉二十篇为准，去〈问王〉、〈知道〉二篇，号《张侯论》；西元二世纪中期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底本，参考〈齐论〉、〈古论〉，作《论语注》，定下《论语》今本，〈齐论〉、〈古论〉不久亡佚。不到百年后，三国时期何晏把郑玄本及其反对派的观点编成了《论语集解》。南北朝时代，皇侃受佛教的影响，编成《论语义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为宋代理学兴起后，《论语》义理阐释的典范[7]。

　　今本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约1万2千字。[8]

　　2016年中国考古学家宣布于江西省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内出土文物中发现〈齐论〉竹简，其中包括以“智道”（即“知道”）为题的篇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