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替主义的学术研究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诺斯替的定义史。在早期的诺斯替主义现代研究中，将诺斯替现象限定在基督教范围的观点内是主流。代表人物是作为教会历史学家的鲍尔(W alter Bauer)，著有《基督教的灵知:或其历史发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学》(1835)，以及研究马克安(Marcion)的哈纳克，著有《马克安：陌生上帝的福音》(1923)。

　　在鲍尔看来，作为“异端”的诺斯替主义反而才是基督教的真正宗教哲学以及宗教信仰，同时他将康德、谢林、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等人的学说认为是诺斯替主义的再现；而哈纳克对于马克安的研究则更一步强调了马克安的思想对于基督教真正信仰与宗教哲学的影响——尽管马克安能否作为一种诺斯替主义尚且有待商榷。关于马克安所描述的次级但确实对这个世界及人拥有权力的旧约之神、陌生但高级且慈爱的新约之神，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此处就不再过多叙述。仅以学术史而言，鲍尔与哈纳克的研究都显现出为诺斯替主义争夺基督教“正统”的倾向，同时他们也是现代诺斯替主义类比思潮的开端。

　　时间进入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在这一段时间内，诺斯替主义研究是德国宗教历史学派的舞台。宗教历史学派是宗教史考据派，研究对象是新约历史神学，其先驱是“传流论”(diffusionism)，即认为所有类型的理论都有一个源头，其余相似的理论、故事等都是由这个源头发展而来——说句题外话，不光是宗教学，神话学、历史学研究中盲目乃至强行依靠传流论而得出一些哭笑不得的结论的例子也很多。

　　历史学家在研究诺斯替主义时，是将“二元论”作为诺斯替主义的首要属性，再利用传流论对其进行起源研究。但很遗憾的是，这一研究并未取得成功。这一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是维斯洛夫斯基(A.N.Veselovskii)，德拉格曼诺夫(M.P.Dragomanov)和丹哈特(Oskar Dahnhardt)。维斯洛夫斯基首先认为斯拉夫二元论起源于鲍格米勒派，然后又将观点更正为二元论神话起源于芬兰—乌戈尔语族和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由于二元论神话中代表恶的一方很多都是居于水中，故而德拉格曼诺夫判断二元论神话起源于印度，由此，他构建出了一个诺斯替主义产生、传播、发展的路线，即：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祖尔宛教——高加索及欧洲——诺斯替主义——摩尼教——中亚——保罗派——鲍格米勒派。但由于他实在无法解释北美的二元论神话是如何跨越大洋产生的问题，他最后全面推翻了自己的结论，认为二元论在不同地区有着独立的起源。丹哈特则认为北美的二元论神话传播路线是亚洲人经由白令海峡将二元论带到美洲。

　　回到宗教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布赛特(W.Bousset)、莱岑斯坦(R.Reitzenstein)、贡克尔(H.Gunkel)、里德(W.Wrede)，他们将诺斯替主义研究的边际从神学研究、教会史扩展为宗教史，并且将诺斯替现象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赋予诺斯替研究更宽广的时空观。

　　宗教历史学派主要研究诺斯替主义的起源问题。对于诺斯替的主要观点是诺斯替主义起源于基督教外，且起源时间早于基督教。核心论点则是诺斯替主义的伊朗故乡(安茨在1897年、布塞特在1901年和1907年、莱岑斯坦在1921年提出)。布赛特在《灵知的几个主要问题》中判断诺斯替主义属于巴比伦宗教与叙利亚宗教的结合，时间早于基督教；莱岑斯坦在《希腊化的神秘宗教》中正式提出伊朗故乡的观点，并且将摩尼教与曼达派视为诺斯替主义在伊朗的完美体现。而伊朗故乡这一观点也成为当时诺斯替主义研究的主流，并且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

　　汉斯·约纳斯是宗教历史学派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德国宗教历史学派诺斯替研究的最高峰，著有《诺斯替宗教》。他对宗教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抱以支持的态度，并提出了“叙利亚—埃及型”与“伊朗型”的分类。在布尔特曼的诺斯替“东方入侵论”影响下，约纳斯进一步认为在希腊化世界和晚期古代，东西方的宗教和哲学界存在一个广泛的抗议运动，而诺斯替主义从属于这个抗议运动。他认为诺斯替性质的宗教与思潮是由多个因素影响而成的，这其中包括伊朗的二元宗教、东方神秘教派、巴比伦占星术、对希腊古典哲学与希伯来传统的反叛与应用、基督的拯救论等。

　　尽管宗教历史学派在诺斯替主义研究史上的影响十分之广泛，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研究没有成功。宗教历史学派的两个基本论点：即诺斯替主义发源于基督教之外，且发源早于基督教都是无法被确切证明的。关于诺斯替起源的问题过于纷杂，我已经在前文中讲过这个问题，这里便不再多讲。莱岑斯坦本人便先后经历了埃及起源与伊朗起源的变化。而宗教历史学派关于诺斯替伊朗故乡的论断也被比安奇所反驳，即琐罗亚斯德教中的二元论是亲宇宙的，而诺斯替的二元论则是反对这个物质宇宙；祖尔宛派的出现时期则晚于诺斯替主义，依据传流论的原则，诺斯替的伊朗故乡明显是不成立的。

　　在库里亚诺的批评中，宗教历史学派的诺斯替伊朗故乡奥秘宗教观点是“本世纪组织最完备而且备受赞扬的学术大错之一。”二战后，宗教历史学派的论证都已经被逐条论倒。为了填补伊朗故乡被取消留下的空白，希腊起源、撒玛利亚起源、犹太教起源等等假说纷纷出世。1945年拿戈玛第经集的发现使得诺斯替研究材料丰富，同时也进一步催生了五花八门的研究理论，因为经集本身的多样性也导致德国宗教历史学派的观点进一步被抛弃，经集的发现也成为诺斯替研究的分水岭。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诺斯替研究学界在摩西拿召开学术会议，对诺斯替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在人里面的神圣火花，源于神圣领域，落入这个命定出生与死亡的世界，需要被自我的神圣对应唤醒，以便最终重建。与其他神圣“堕落”的概念相比，就语义界定而言这个想法根基于这样的概念，即神圣者的向下运动，其外围(通常被称为索菲亚或意念)不得不承受进入危机及产生这个世界的命运——即使只是间接地——它无法抗拒，因为这是恢复灵体世界所必需的——这是一个在一元论背景下的二元论概念，表现为堕落与重建的双重运动。”

　　但这个会议并没有解决诺斯替的起源问题。

　　鉴于诺斯替起源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毛团，以库里亚诺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开始以另外的角度研究诺斯替主义。把诺斯替主义的研究从“历史”切换为“逻辑”。库里亚诺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二元论宗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使得以传流论为根基衍生出的历史学式研究转换为观念的变体研究。

　　在库里亚诺之后，威廉姆斯主张抛弃“诺斯替主义”这一概念，使用“圣经德谬歌传统”这一说法来代替。布雷克则选择将“诺斯替主义者”们视为基督教塑造过程中的深度参与者，不再单纯将其看做异端。

　　总而言之，诺斯替主义研究在经历德国宗教历史学派的摘出基督教过程、无限制扩大边际过程后，其研究重心又再次回到基督教。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们习惯性的刨根问底精神所带来的一系列起源问题早已被学界所忽视，诺斯替现象在基督教发展中造成的影响才是当代诺斯替研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