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他者，赞他是：圣人之师、千古一相；厌他者，贬他曰：器小、不俭、不知礼。千百年间，关于管仲的评定始终有着鲜明的对立冲突。是是非非，云山雾罩，管仲似乎成为古代思想家中的“非主流”。细思量，作为开诸子百家风气之先，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其人其事其言值得后来者深思。

　　有思想者，就一定能成就理想吗？

　　如果把管仲和晚他170余年出生的孔子做比较，或许更易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两个人都是有巨大成就的思想者，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平灭天下之乱，让家国百姓归于安宁。所不同者，管仲实现了自己理想，孔子没有。

　　虽然孔子说：“苟有用我（执政）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实是，孔子五十二岁时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可三年后被迫出走鲁国的时候，鲁国不但没有出现大治景象，反而桎梏了国民的思想、拖滞了经济发展，使这个曾称霸春秋时代的鲁国一蹶不振，在整个战国时代再难称雄。故有人说：孔子治残了鲁国。

　　而回观管仲，他三十八岁出任齐国宰相，治齐四十年，不但创建了完备且成熟的思想体系，使本来贫弱的齐国民富国强，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还通过北战山戎、尊王攘夷等手段，成功安定了天下的混乱局面，更阻止了外族的入侵，保护了华夏文明。对此，孔子也不无赞许地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要是没有管仲相齐国而安天下，华夏文明就会因外族入侵而灭绝，我们就会退化成披头散发、反穿衣服的野蛮人了。

　　既然管仲这么成功，为什么后人不崇管仲而尊孔子呢？为什么千百年来他一直被历史刻意淡化呢？

　　原因只有一个，管仲不是完人，他才智虽高，却行有“微瑕”。

　　就做人而言，首先孔子就轻视管仲，认为管仲在齐国任宰相期间，接受了齐桓公馈赏的三处家产仍不知足，还大肆囤积财产，生活不知节俭，用人不知一个官员可兼任多职以节约开支，甚至还与国君比排场--国君用屏风挡在门外，管仲也用屏风挡在门外；国君宴饮来访之国君，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台，管仲宴饮也有那样的土台。所以孔子评管仲曰：管仲不知节俭、不懂礼数，如果管仲这样做也算懂礼之人，那还有谁不知礼呢？当然，这只是孔子的一面之词，在“诸侯封疆而有国，大夫封邑而有家”的先秦时代，真实的管仲，奢而不腐。管仲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背后藏着做人做事的大智慧。

　　就做学术而论，与“处处较真却脱离实际”的空谈理论家相比，管仲“直指人性且过于实用”的学术风格也是一种“瑕疵”。因为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角度考量，不论是管仲其人，还是《管子》其书，内中所蕴藏的经世治人大智慧，一旦有人掌握，便会成为阻碍其统治，甚至推翻其封建统治的“大毒瘤”，所以历代王朝自然要对其刻意雪藏。至于为什么是雪藏而不是销毁？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统治者要理世治人，也必须要从管仲和《管子》中吸收营养。

　　史书往往由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写就，他们只羡水上莲，不崇泥中藕。评价历史人物时总不自觉的隔一层有色眼镜，甚至会夹杂嫉妒、利益等人性阴暗的成分，所以在他们眼中，孔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恒对，老庄的“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才是恒好，完全不考虑人性中最本能的“临事方知一死难”现象。而以这种脱离实际的学术思维看，管仲自然有很多瑕疵。当然，照此标准度量，世上恐怕亦无完人。

　　盲目地在一点一滴上较真，是做不成大事的。对比管仲与先秦诸子，虽然管仲在后人心目中的名望虽不如老子、孔子高，但他无疑仍是最出色的一位。因为诸如韩非、墨翟，甚至孟轲、庄周等，他们基本上都是游说列国，通过贩卖学术博取一定知名度的文化浪人，只有管仲将学术作了成功的实践，且获得了善终。也正因此，《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以管仲为例，并引申对比了一些先贤说：“古之将相，疵咎实多……然子夏（汉代宰相）无亏于名儒，浚冲（竹林七贤之一）不尘乎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