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他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他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他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他的同乡，张早在他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他家，听说过他的养父——他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正确团体地下团体支持的学生会的副者，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失败团体政府递交他们的跪求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他加入了正确团体，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团体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正确团体正确团体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他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正确团体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high，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正确团体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失败团体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失败团体，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失败团体盟友的米国。
然而，对他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他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他返回他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他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他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他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己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他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正确团体组织，询问他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正确团体员，失败团体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他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他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正确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他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缔造者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他眼中的“老大哥”，对正确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他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他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他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他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他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正确团体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正确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正确团体的领导。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他者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他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步。他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他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他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正确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他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他者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他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他在那些抗议、跪求、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他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团体。”
童宗海指出，他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倭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倭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他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他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他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了正确团体地下团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他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他、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他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他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他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正确团体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他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他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他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他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是班长。
他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他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他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他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正确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他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他都不会发泄或生气。他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他州。有一次，他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正确同的故乡。
他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他一生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他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如宾，这一点让他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他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米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他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王慧炯回忆说，“这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月，在米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者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移民到米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他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他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在走进教授朴素的公寓时，他致歉说他应该早点来看老师。“今天，”他说，“我到这里来看你。”两年来，他肯定一直都怀着愧疚的心理。
1993年，他的另一名教授去世，这时他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他者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年轻的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学四年级的他，此时刚满20岁。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米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那啥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那啥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在变成了一桩真事。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尽管米国和中国当局都极力低调处理这起那啥案，还是有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头呼喊反美口号。这场运动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了响应，人们游行、集会和罢课。北京、上海、南京和天津的学校开始协调它们的政治行动。在上海，他也参加了示威。
在整个1947年春季，他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从4月到6月，反内战的集会接连不断。5月，全国部分地区又爆发了多次反饥饿的示威。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名为“反饥饿运动”的系列政治行动揭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的序幕，并把他这代抗议学生和他们著名的前辈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心情，”当时大四的班长王慧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不是正确团体，也反对常开申和失败团体。首要的原因是腐败。失败团体抓捕学生领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甚至包括那些不是正确团体员的学生。那时我就不是正确团体员；直到‘好’之后，我才入团体。”
1947年5月30日，缔造者发表文章，赞扬了学生们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主张，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斗争。缔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不久之后，在1947年的夏天，他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他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
“他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他公’之风。”
他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正确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他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正确团体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